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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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遇到一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她那年正好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乡村选举的论文，从此这一选题成为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趋之若鹜的领域。在与她的交谈中我问她：“你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中国？”她很认真地告诉我：“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学习中文，从第二年开始，我认为自己懂得了中国，也懂得了中国人。但这种自信到了第五年以后慢慢减弱，因为通过媒体阅读到的资讯与中国人私下告诉我的总是不一样。到了第8年，随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我越来越认为自己并不真懂中国。”

    类似的看法我还听到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谈过，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高级外交官。一位在中国工作过8年的外交官曾对我谈过，去中国之前，曾经通过情报部门得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资讯。但到中国之后，他通过中国媒体报道初步得到的印象是完全否定来自美国的那些资讯。这种情况让他困惑且无所适从，直到第三年他才开始明白：不能仅仅只通过中国的媒体了解中国。因为真实的情况可能与媒体上报道的正好相反，这位外交官幽默地说：“中国的媒体是只万花筒，看起来很美好，但一切都是经过变幻处理的。”

    一位曾驻中国5年的日本记者曾对我说：“我在中国看到的与听到的情况，让我感到中国经济很繁荣，与你书中谈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你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你怎么解释我看到的与你看到的不一样？你要说服我，才能说服日本读者。”于是我问这位记者：“我想请你告诉我两点：第一，你有关中国的资讯来源有哪些？第二，你到过中国哪些地方，除了大中城市之外，去过农村没有？尤其是去过政府限定之外的中国农村没有？”这位记者告诉我：“我去过中国大多数省会城市，也偶尔搭上计程车看过中国的郊区，但我没有去过离城市几十公里以外的农村，也没有机会做调查；有关中国的资讯我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中国的媒体，二是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接触，三是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了解。”于是我对这位日本记者说：“首先，这三个来源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媒体是按照政府意旨进行宣传，政府官员是政府的发言者。至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消息，其来源主要也是这两个。而真正的中国，其实完全被这三个来源所遮罩了。其次，70%的中国人住在农村，你如果没到过中国的农村，就等于并没有到过真正的中国。一些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经常拿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与一些盛会城市做例子，证明中国的繁荣发达，甚至还有人那上海与纽约东京相比，最后证明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逊色。但恰好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住在这几个城市里，农村的面貌才是中国真正的面貌。有一句这样的经验之谈：没到过美国的乡村不知道美国的富饶，没到过中国的农村不知道中国的贫穷。而且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什么地方，是由法律条款加以限制的。你如果认为走马看花式地走了一些地方就了解中国，那么我已经来过日本三次，也到过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福冈等城市，参观过一些企业、媒体，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了解日本了，并描绘出一个你们完全不认识的日本，你能同意吗？”在笔者对中国经济详加解析之后，这位记者最后承认，他所了解的中国确实不是全面。

    ……

   一个人如果仅仅通过中国的媒体来了解中国，得到的印象肯定与真实的中国想去甚远。……被视为中国最权威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被视为美国最权威的报纸之一是《纽约时报》。但如果某位读者同时阅读两张报纸任何一个时间段的报道，肯定会得出一个与事实想去甚远的结论：美国社会弊端丛生，治安状况不佳，公民经常抱怨政府，总统更是不得人心，备受指责：而中国人责有如生活在人间天堂：政府勤政爱民，官员廉洁奉公，时刻倾听下情；失业率低下，失业者也常得到政府关心爱护；人民对政府感谢不已，对国家领导人更是由衷热爱，经常主动学习他们的讲话与指示；虽然偶尔有点腐败，但总是在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得到纠正……

    何清涟：《雾锁中国》节选

命运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死于战场，死于旅途，还是死于汹涌波涛之中？
邻近的幽谷，
是否会收纳我那冰冻的尸灰？

   

         回忆往事的叙述，总是让人迷恋。前面部分的《普宁》舒缓平白、低沉感伤，直到结尾，我才明白朋友为何力荐这位作者——纳博科夫。结尾忽然插入的是旁观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原来他正是普宁前往温代尔学院的引荐者和庇护人，他以一个与普宁结识多年的故旧身份，借助几次相逢中闪回的片段，平静地概括了普宁的一生，补充了人们关于普宁身份的诸多疑问。这段叙述通过视角变换，跳出普宁本人，从“客观”的角度陈述了一个别人眼中的普宁，这与前边读者通过第三人称感同身受到的普宁形成强烈反差，互为补充。一个自傲、孤僻、满腹经纶、唐突怪异的知识分子，他在现实世界中被排挤、被嘲笑、微不足道的悲剧性的一面被呈现出来。每一个人，对他自己而言，都是最神圣的存在，他常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凡响，自己那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苦痛，他的每一次跨越和每一次被他人认可的发现，他的流亡、安顿、欣悦和追忆，独一无二。然而，对于这整个的世界和一个无关紧要的相识而言，这个人的有无其实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他只是一个匆促而过的身影，一个命运可能随时被权势改变的笑料，一个不可救药不识时务的可怜人。结尾是这部小说最奇绝之处，它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陡然丰富，人物性格更趋复杂。它饱含沧桑，看似平淡无奇却叫人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正是它的存在，成就了这部小说的卓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普宁》，梅绍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
    和那个时候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我是在群宿环境中长大的。一岁半送进保育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四个礼拜。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
    每次需要别人指给我，那个正在和别人聊天的人是你爸爸，这个刚走过去的女人是你妈妈。这个事我已经多次在其他场合公开谈论过了，为了转换我的不良情绪——怨恨他人，我会坚持把这事聊到恶心——更反感自己——为止。
    说来可悲，我十岁刚从保育院回到家最紧张每天忧心的是不能一下认出自己的父亲。早晨他一离开家他的面容就模糊了，只记得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阴郁暴躁的黑胖子，跟家里照片上那个头发梳得接近一丝不苟尽管是黑白摄影也显得白净的小伙子毫无共同之处，每天下班他回来，在都穿着军装的人群中的这第一面，总像是突然冒出的一张脸，每次都吓我一跳，陌生大过熟悉。
    他和院子里另一个大人任海的爸爸有几分相像，大人下班我和大大任海经常站在一起猜远远走来的是谁的爸爸，有时同时转身魂飞魄散地跑，跑回家呆了半天发现爷爷没上来，才觉得可能是认错了人。我们必须及时发现父亲，因为多数家庭都给孩子规定玩的时间，而我们一玩起来总是不顾时间，所以一看见父亲回来就要往家跑，抢在父亲到家前进家门就可以假装遵守时间。
    小孩一起玩时也互相帮着了望，看见谁的父亲正往家走就提醒这孩子赶紧撤，最怕正玩得高兴，身后传来爷爷的吼声：王宇王朔！那喊声真能叫人全身血液凝固。爷爷是搞情报出身的，神出鬼没，我们在哪儿玩都能找到，冷丁现身大吼一声。上初中时有一次旷课和几个姑娘在王府井东风市场“湘蜀餐厅”吃饭，忽然听到厅堂内有人努喊一声“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发现是一端盘子的喊另一个端盘子的“王师傅”，北京话吃字，王师傅仨字吼起来就变成了“王缩”。后来我就听不得别人喊“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到现在，谁也不怕了，别人喊别人王师傅，我这厢还是头皮发紧。
    小时候，院里有两个小孩我和他们长得很像，一个叫北海，一个叫江红。江红家在老段府和我家住隔壁，江红妈妈每次我进走廊都要凝视着我直到他跟前。我就知道她拿不准走过来的是谁。北海妈妈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打饭，上来就抢我的饭盆，我连忙叫阿姨阿姨我不是北海，她才发现认错了孩子，笑着往后面去找北海。
    爷爷也吼过人家孩子。
    我小时候最恨大人的就是不理解小孩的友谊，把小孩贴上标签互相隔离，自己家孩子是纯洁的羔羊，别人家孩子都是教唆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被爷爷堵着门骂过，害人家挨家长的打，简直叫我没法向朋友交代，好在小孩间互相有个谅解，都知道大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理喻，否则直接陷我于不仗义。直到我进了公安局，成了院子里公认的坏孩子，被别人家长当做坏孩子隔离，爷爷自认为颜面尽丢，也不再好意思去找人家。
    我小时候有一次，奶奶开家长会回来，拿着小本子一条一条谈你的问题，说到老师提醒你注意与袁航的关系，立即激起我强烈反感，我跟奶奶说：挑拨孩子的关系真卑鄙。我说孩子最需要什么，需要理解和尊重，把他当个人。我没有提爱，那是奶奶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

       尼尔·波兹曼在给麦克卢汉传记写序的时候说，麦克卢汉并无原创，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更是因为麦克卢汉的思想在伊尼斯和刘易斯·芒福德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尽管如此，麦氏的光辉依然璀璨，他真正开创了从媒介形式本身探知其社会影响的新视角，这一观点的方法论意义更超越有关媒介功用的具体陈述。
    麦克卢汉是一个在思想世界中探险的顽童，他最大的乐趣是在口若悬河的“独白式”对话中守候那灵光一闪的刹那，这是他创作的主要方式。人们说，麦克卢汉最伟大的思想恐怕无法从留下的著作中揣摩，因为他最迷恋对话的畅快淋漓而不是写作的苦心孤诣。对写作的厌恶和缺乏耐心，使他心血来潮酝酿的无数本书籍无果而终，在他中风失语之后，这些伟大的计划只能永远搁浅。好在他并不指望等身的著作流芳百世，他享受学术而不受其奴役。他一生感到幸福，尽管与正统的学术规范格格不入。
    他走在两种评论的夹缝之中，恭维者谓他“继爱因斯坦、弗洛伊德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反感者斥他为“江湖术士”。他表达思想的方法的确类似行骗，只下断语而不谈理由，只讲述不答疑。即便面对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也不改秉性，由此招致的恶名历经多年稀释。对英美文学的沉潜使他的精神气质完全类似一个神经质的诗人，他不是审慎的学者。他以为，生命属于创意，只要制造出创意，它自会经受时代的甄选。
    1950年代末期，麦克卢汉在一次全美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协会的年会上提出了“媒介即信息”，从此，这句话成为他享誉各地的口号。他预感到搜集信息的产业将是未来社会的重要部门，他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让人们看到一种媒介的产生、存在和繁衍对于人类思维和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他对媒介的痴迷到了疯狂的状态，任何被注意到的事物和现象都可以成为分析对象，他甚至将一部分人当作另一部分人的延伸。他说，我们身穿全人类。全人类都是我们的外部环境，是我们肌肤的延伸，是我们的衣服和媒介。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信息”的观念，与现代西方美学中艺术“自足独立性”的论述相互激荡。他在六十年代受到先锋艺术家的追捧，他们说，媒介即信息，媒介本身就有意义，同理，艺术即故事。麦克卢汉也喜欢在艺术中寻找论证，立体主义的绘画本身就很好的佐证了形式的价值。
    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受众参与对于意义的作用。在哈佛读书期间，导师关于“诗的内容就是读者”的观点令他印象深刻，这一启发推动他讨论媒介的对话潜质。他把媒介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前者是高清晰度的，对受众参与的要求偏低；而后者清晰度低，需要接受者与发出者相互交流，共同生产意义。他认为印刷书籍是热媒介，而电视和电话是冷媒介。从电视图像的多义性和电话的互动性角度来看，这种分析不无道理。冷的媒介总是激发接受者的卷入，这种卷入带动他生成更多的主观思考和印象，对于接受者而言，冷的媒介更具挑战而启迪幻想。所以，他主张，传播内容要保持适度的冷，这样才能给受众更多挑战和创造的空间，冷的神秘也是魅力的源泉。循着这一思想，他预测，一览无遗的尼克松必然败给具有神秘魅力的肯尼迪，政治在当今社会，已成为娱乐业的一部分。
    他关于冷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发散潜力，现代电影的开放文本其实可视为某种形式的冷媒介，而媒体中包容一部分深邃思想的内容规划，也可以看做明智的“冷处理”。乃至授课中，适量的晦涩大概也有助于营造教师的魅力和权威。
    麦克卢汉本身就是一个冷的化身，他一再表示对技术的中立态度，却无法不使人相信他乐观鼓吹新媒介；他被冠以技术决定论者，却天生对技术操作非常迟钝；他红极一时而后迅即过气，却在20多年后再次复兴；他特立独行不惧嘲讽，却苛责子女的我行我素；他发表无数的精辟预言，也兜售适量的狗皮膏药。他把自己打扮成“冷媒介”，营造着百年之后的无尽悬疑。

    香山饭店是贝聿铭痛心疾首的败笔，但那不是他的错。这位心思缜密的建筑师在设计中精心构思，对每一条水流的流向、大小、弯曲程度都有明确的要求。每一块石头的重量、体积、叠放的位置都在他的考虑之内。他甚至对伴随天气和季节而变换的鲜花摆放的数量和位置都做了详细的交代。然而，莽撞粗疏的施工毁掉了大师的匠心，他们无法体会杰作的价值恰恰蕴涵于细节之中，因而随意创新，肆意改变水流大小，任意配置不同规格的石头，结果，美好的设想以惨不忍睹的过程转变为现实，贝聿铭捶胸顿足，他在饭店建落成后从未前来观瞻。

    上海的地铁一号线出自德国设计者之手，几十年来它默默支撑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在设计上的细致体贴，直到二号线的诞生。当人们发现雨天的积水倒灌进2号线车站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一号线早为此设计了进站前必须踏上的三级台阶，正是它的存在，才阻止了雨水倒灌，减轻了地铁的防洪压力；当有乘客掉下2号线站台的时候，人们才注意到，原来一号线早就在靠近站台50厘米的地方铺上了金属装饰和黑色大理石镶边，提醒人们停留在安全线以内，并安装了站台门；当人们感受到在2号线乘车的拥塞的时候，才知道一号线站台的宽度设计更加人性和舒适。

    这些例子出现在汪中求的《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中，它让见惯了中国建筑之粗制滥造的我深有共鸣。事实上，一个商品、一个设施、一个企业、一个城市打动你的，往往并非那浮泛于表象的恢弘与奢华，而是倾注于细节的精微体恤和匠心独运。那些在行业中立于潮头的成功典范，也往往并非必然依靠特殊的身世和资源，而是以坚持不懈的点滴改进和一丝不苟的质量审核而超越同侪。当很多人以行业的没落为自己企业的失败寻找借口的时候，本书提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论断：没有“破产的行业，只有破产的企业。”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总是有佼佼者脱颖而出，他们未必有超人的天分和优越的条件，而是拥有执着的雄心和永不放弃的改变。

    “中国缺少的不是雄才大略的战略家，而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这让我联想到了原先供职的报社中编前会上的景象，正当市场格局发生变化，竞争对手快速扩张的时候，报社的每个人似乎都有足够的智商和清醒洞若观火。我们无数次地在讨论中痛陈积弊，然而四散之后一切都是原搬照旧。优秀的创意总是令人眼前一亮，而提出者的怠惰又总是让它保持在想象的状态。日复一日，人们讲述着老故事，员工们变成了“愤青”，领导们变成了“油条”，矛盾开始滋生，私欲开始膨胀，绝望开始蔓延，唯一不变的是报社的倾颓。清谈不可能毫不费力地创造振兴，那些百折不挠的践行者才是一个企业真正的脊梁。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一个企业而言，每一寸微小的努力和严谨的更正，都比旁观者的宏论更有实在的价值。

    《细节决定成败》是以畅销书的开本和设计打造而成，这本书最多只需要花费读者两天的阅读时间。它所传递的核心理念只有一个，就是书名本身。本书最打动人心的是诸多的真实案例，它富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细节对于市场竞争的意义。书中关于“三株”和“强生”两个药业公司面临信誉危机时的对比案例，对于从事企业的危机公关人员亦有启发：

    三株药业曾是当年名动江湖的成功企业，三年之中销售额提高64倍，达到80亿元。三株的保健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触角甚至伸展到各地村镇。它的老总曾自豪地说：“中国第一大网络是邮政网，第二大网络就是三株网。”然而一个常德事件，一篇“八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的报道，便使这个拥有15万员工的庞然大物轰然倒下。作者分析，导致这种悲惨结局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庞大的营销队伍日常管理纪律执行不严，财务监督不力，以致企业危机出现时，各级营销人员纷纷携款潜逃；二是企业在逆境时没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不能借助媒体解脱困局。

     强生公司的危机源自一种名叫泰乐诺胶囊的止痛药，这种药原本市场很大，销量收益占强生公司总销售额的7％，总利润率的17％。但是在1982年9月的，一名患者在服用一粒药后当天死亡，另一对夫妇也在服用后两天死亡，消息传遍美国，强生在止痛药市场的分额从35.3％跌落到7％。

    强生公司在事发后迅速反应，第一步就是查清和澄清事实。公司特别聘请了100名联邦调查局和州的侦探，追查了2000条线索，研究出57份报告。通过调查得知，是有人在药店买了成品之后加入氰化物然后退回商品所致，并非强生产品的问题。强生立即将消息传达给客户和媒体，仅电报费就花去50万美元。第二步是评估并遏制事件的影响。强生公司最担忧的是事件对商标本身造成影响，通过民意调查，发现49％的人回答仍会使用此药，于是强生公司又把药品摆在了货架上。第三步是重振泰诺乐。公司请实验室的药学博士向继续使用该药的美国人民致谢，并鼓励胶囊的使用者去使用药片。公司对事发后扔掉该药的客户承诺，只要对方打一个免费电话，就可以得到2.5美元的赠券。他们还设计了一种新型防破坏的包装，增强了人们的信任感。一系列周密的计划和行动实施之后，仅8个月，强生就重新赢回了35％的市场份额。

    同一个问题，操作规范和方式上的截然不同，导致了两种结局。三株公司表面上家大业大，但是由于不注重日常细节上的管理，丛生的问题逐渐积累，关键时刻人去楼空，阵脚大乱，危机全面爆发。而强生公司对应急预案的未雨绸缪、传媒和客户公关上的稳扎稳打都体现了精密严谨的执行风格。作者提出100－1＝0的公式，也就是说，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和差谬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能是灭顶之灾。因此，不能不说比尔·盖茨“微软距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的盛事危言之中，隐藏着深谋远虑的智慧。

    中国是一个偏好宏观思维的国度，中国人也总是倾向于对那些身份显贵、高瞻远瞩的英雄人物投去无限崇敬的眼光。但是，也许恰恰是这种对大、豪迈、统率等广阔尺度上的东西深度迷恋，才削弱了我们民族在做事上的务实作风。《细节决定成败》并不是振聋发聩的论著，它其实只是告诉我们一个一听就懂、却很难贯彻的真谛：以100％的细致去做好份内的每件平凡事，甘心去做简单的事，并且追求贯彻的极致，才能收获真正的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