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suren.blogbus.com/logs/46693414.html

【美】詹姆斯·米勒 著，高毅 译：《福柯的生死爱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死亡

     1984年6月25，被视为法国国宝的福柯与世长辞，当时，他几乎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世界报》、《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皆在头版刊登逝世消息，其中，解放报更是推出了12个版的副刊。

   福柯1960年代以《疯癫与文明》成名，该书中，它针对不同社会对待疯子的方式，指出现代社会那些看似人道的手段实际上是阴险狡诈的社会管制新形式。他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中断然宣布“人”很快就要消失，像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一样，宣告了人的死亡，使他成为引人注意的人物。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分析了现代监狱的兴趣，他狂放不羁的观点震动了人们：监狱制度注入了更多善意、更多尊重、更多人道，实际上是个圈套：正因为它成功柔化了体罚的外观，使其变得不再严酷，现代监狱才体现了一种谦和的、基本上无痛苦的强制，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最典型的强制。

       福柯概念中的权力，是某种在每个活机体和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福柯并不相信社会能够摆脱权力的魔爪走向解放。

       福柯的声望在他死后一直呈上升趋势，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现在他在学术界拥有一种几乎无人可以匹敌的地位，17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演进的一些关键的方面，都必须按照他的看法来加以解释。研究精神病学、犯罪和惩罚、性生活和家庭的历史学家，如不参考他的著作简直寸步难行。他关于社会信念和习惯对于人体及其欲望具有构造性欲望的假定，在激发关于性别身份的争论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极限体验

       朋友描绘的福柯：灵敏过人，善于自制，沉默寡言时令人尴尬，大笑起来则声振屋瓦——他的笑有时很刻薄，常常是讥讽，富有传奇性色彩。

   福柯的死因一直是个谜，医疗公报称：神经病症状因败血症并发而更加复杂化，检查结果发现颅内有无数脓肿。但另一种传言，则是死于艾滋病。

      在福柯去世的两年前，艾滋病才被命名。福柯去世后，他23年的伴侣德费尔筹建了法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艾滋病组织——艾滋病协会。

   1975年福柯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授期间，初次造访湾区（Bay Area），此后，一直沉迷于那里盛行的同性恋社区。那里有不计其数的酒吧、俱乐部和公共浴室，专门迎合不同的性趣味，支持大批同性恋亚文化。这些亚文化既具有肆无忌惮的公开性，又具有异常积极的实验性，令人叹为观止。他于1979、1980和1983年重返湾区，白天在伯克利活动，晚上在旧金山过夜。

     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是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放纵场所。福柯对那里的S/M——双方同意的施虐和受虐性行为具有特殊兴趣。他曾解释：“我想，那种在我看来是真实的快感，是极为痛切、极为强烈、极为势不可挡的，它能要了我的命。痛快淋漓的快感……在我看来，是同死亡相关联的。”p25

     1983年，旧金山一些非公开的性俱乐部开始散发有关安全性爱的资料。艾滋病的恐惧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些人改变了以往的性习惯，而一些人则万念俱灰，破罐破摔。尽管朋友曾提醒福柯注意采取安全的性方式，但他我行我素。自杀放纵的可能性，对福柯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他后来还是回到了旧金山的公共浴室，明知要冒巨大的危险，但他再次加入到折磨人的放纵中，在“最剧烈的痛苦中”颤抖，心甘情愿地埋没自己，突破意识的界限，让真实的肉体痛苦透过这种性行为的“炼金术”不知不觉地融入快感。德费尔说：“当他最后一次去旧金山时，他是把此行当做一次极限体验来看待的。”P26-27

     福柯对“疯狂”、“病态”、“犯罪”的体验形式有着终身的兴趣。他曾指出，他对体验的毕生关注，具有三方面的意义：1、他的著作没有连续而系统的理论背景或方法规则。2、他写的每本书，都是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的产物。3、他总是用某种方法把他的全部体验，与集体的习惯和思维方式联系起来。

   福柯曾阐明思想家投身终极体验的妙处：

     至于我的动机，那很简单。我希望它在一些人看来是自足的。这就是好奇心，一种绝无仅有的好奇心，它是值得人们去加以满足的，哪怕执拗一点也行。这种好奇心无意于找出任何适合知道的东西去加以玩味，而是毋宁是要让人们摆脱他们自己。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想，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P33

     体验即方法。尼采曾这样说：“通向人们自己天堂的道路，总须穿过人们自己地狱里的肉欲。”p118

上帝死了和人死了

      人从前是不幸的瞬时情感和欲望的奴隶，做事凭心血来潮，完全不顾后果。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强者任意施与和忍受痛苦，从而享受着权力的最大满足。他们可以在干完一连串凶杀、纵火、强奸和拷打的勾当之后，没有丝毫良心的不安。这些人给邻人造成了恐惧和不安。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管理和控制，不然，人们就要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生活了。

   管制是通过风俗习惯和法律来实施的。这些风俗习惯旨在使人驯服，让人被迫穿上“社会紧身衣”。紧身衣逐渐内化为一种心灵道德，人类不断地接受道德的改造，处于内心的战争之中，非理性的部分被压抑和扼杀，福柯认为，这导致了一种变态。

      人类在努力控制自己的过程中明显感到了欢愉，宗教禁欲主义开始盛行。人欲臣服于宗教戒律之下。尼采激烈地反对宗教教义对人内在欲望和激情的扼杀。上帝死了，是指人类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使之逐渐颠覆了对上帝的膜拜，从宗教压抑之中解放出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释放自由意志，并借助这种力量创造和改造世界。

   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不断地构造着一个精微规范的理性世界。这个理性王国使人陷入全面完整而不动声色的控制之中。内化在精神深处的文明，对个体的行为随时实施着心灵监视，非理性的部分被驱逐，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异化和控制，人已经无法回归在原初的自己，从降生的那一天开始，人就在走向自己的反面。

自杀

     20岁之前，福柯一直生活在法国的普瓦提埃。他的父亲是当地享有盛誉的外科大夫，福柯成长环境优越，具有上等布尔乔亚的风貌。家中有保姆照看孩子，厨师料理家务。福柯一家并不特别信教，家里的政治气氛是反对维希政权的。

   福柯认为父亲是个“暴君”，“曾监视和惩罚过他。”看到他成绩不好，父亲一气之下将他送到了管教最严的天主教学校——圣斯塔尼拉斯拉中学。父亲企图迫使这个孩子步其后尘成为外科医生，但没有成功。福柯的父亲1959年去世，福柯后来很少见姐姐和当上外科医生的弟弟，但与母亲保持着密切联系。

     少年福柯孤僻冷漠，但天赋极高。为了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违抗父命来到亨利四世中学参加预备班的学习。这是一个载入法国思想史的中学，30多年前，让-保罗·萨特自己的哲学就是在这里起航的。入学高师需要通过一系列竞争激烈的考试，全国范围内的考生只有一部分能被录取——1946年入学的文科生仅38名。才华出众的学生在考高师之前，必须进入亨利四世预备班，被选拔的学生在这里日以继夜地研读西方各种典籍，从柏拉图到康德。1946年福柯被高师录取，名列第四。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为才子设立的“修道院”，此时的福柯是个古怪的青年，不仅为人极富攻击性，一有机会就嘲笑挖苦别人，而且曾多次企图割脉、上吊自杀。在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福柯曾为每个人的“自杀权利”辩护。1983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福柯说：“我就要设立一个机构，所有想死的人都可以去那里呆一个周末、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并在这段时间里尽可能地寻欢作乐，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

      巴黎高师的老师将福柯的自杀倾向归因于他对同性恋行为的苦恼。而传记作家迪迪埃·艾里邦也默认了这点。福柯曾告诉朋友，在高师时，他既不掩盖也不炫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法国在性方面一直以来是个见怪不怪的国家，有其特有的自行决定权制度和实际上的宽容精神，而且高师学生的床位历来都很宽，为非常行为提供着足够的空间。福柯曾得以的说：“事实上，我后来之所以试图做一些学问，目的都是为了吸引男孩子。”后来最了解福柯的达尼埃尔·德费尔认为，这些年里折磨着他的长期伴侣并不是同性恋，而是其他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苦恼。譬如，为自己长得不好而心酸。

一个死本能的范例（爱伦·威斯特病例）

      爱伦·威斯特是一个中产阶级妇女，聪明伶俐，受过良好教育，特别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患有厌食症和抑郁症。21岁起，她被无法控制的死亡狂想困扰。她在日记中写道：“死亡是生活中最大的幸福。”

   尽管这些情绪后来慢慢被排遣掉了，但死亡的可能在爱伦·威斯特心目中依然是唯一确定无疑的慰藉。她投身学术事业，又卷入了一场三角恋爱，并日显憔悴。在28岁时，他终于嫁给了一位求爱者，但体重仍持续下降，直至健康为之受虞。

      33岁时，她为饿死自己已花了将近十年的工夫。这一年她又四次企图自杀：两次过量服药，一次撞汽车，还有一次是企图从精神分析专家的窗户跳楼。最后一次自杀未遂后，她被关进了一所疯人院，不久，又被送到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医生那里接受治疗。爱伦·威斯特曾在日记中这样抱怨：“我一点也不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不去了解你自己是可怕的。我把自己当做怪物来对付。我害怕我自己，我害怕那种感情，对于它我毫无预防能力，每时每刻都在由它任意摆布。这是我生命的可怕的部分，它充满了恐怖。……生活不过是受折磨而已。……生命已变成一座监狱。”

    在接受宾斯万格治疗的日子里，爱伦·威尔特还在受到死亡的困扰：“我找不到任何解脱的办法，除了死。”

      根据自己的访谈、爱伦的日记和从丈夫那里搜集来的材料，宾斯万格大夫将她的病诊断为“进行性精神分裂症”，。他又同另外两位精神病学家一起做了会诊，两位专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她的病已没有治愈的希望。宾斯万格将决定告诉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表示同意。爱伦·威斯特回家了。三天后，她表现出一种奇特的欢乐情绪，当晚，她便服毒自尽了。

   宾斯万格评论道：“当这种绝望的折磨恰恰表现为一种情况的时候，即人不能死，甚至作为最后希望的死也不降临，人无法摆脱自己，——在这个时候，自杀，以及随之而来的虚无，便具有了一种‘极想得到’的积极意义。”“她只是在她的死亡决定中才找到了她自己并选择了她自己。欢庆死亡也就是欢庆她存在的诞生。然而，在那种存在只能透过放弃生命来存在的地方，那里的存在实在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p98-99

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这是一部古典文明的疯癫史，以大量篇幅叙述了1650年到1789年间（即古典的理性时代）社会精神病患者待遇的演进。福柯认为，用特殊机构来隔离精神病患者的运动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1955年福柯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任教时，发现这个大学的图书馆中有大量关于精神病学史的文献。于是他每天上午从十点起到下午三点，埋头档案中，搜寻创作灵感。

   文章的开篇即提到中世纪麻风病消失了。原来，用来收容中世纪麻风病人的“被诅咒的城”建造了起来，它们被视为后来各种隔离设施的原型。

      在福柯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对癫狂抱有罕见的同情心。癫狂是一种幻觉，它能揭示世界的原形、启悟真理、袒露人类的本性。狂人往往被看做救世主和独醒者。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驱逐了非理性主义，使其带上了不道德、精神病的污名。萨德就是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的人物，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在监狱状态下，他的一切作品都是由这些意象支配着的——堡垒、单身牢房、地牢、女修道院、不能靠近的荒岛等，这些地方，也似乎成为非理性的自然居住地。萨德还代表了一个特别现代的“悲剧体验”的观念，这些观念照亮一条道路，而后来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凡·高、鲁赛尔和阿尔托所遵循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这些哲学家、画家和诗人中有三个死于自杀，他们都同萨德一样，在生命的某个阶段被正式地宣判为疯子。

      福柯认为，癫狂是一种社会后果，而非人类本性。该书所指涉的癫狂者，实际上是行动和言论“反常”的思想者。这些思想者和艺术家的生活、言论和作品具有哲学价值，而他们习惯上被视为疯子。

   图克和毕奈尔两位精神病学家，因以开明和人道的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而闻名。图克的疯人院里有田园般的环境，且不对病人加以身体约束。而毕奈尔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解除了对病人的羁束。但福柯对这两个人给以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改革是可疑的，实际上是一种有害的控制方式。癫狂被囚禁在一个道德世界里，疯子以后只是自己的囚徒，总以自己有越界行为而自责，并以别人不理睬自己而自惭。

      该书揭示了社会对人类的非理性方面的惩罚和不宽容，为突破常规的人类精神体验辩护。福柯认为，一个人要“成为自己”，就必须要与萨德、尼采和阿尔托等悲剧人物共命运，与“巨大的道德监禁进行抗争”。为了逃脱“良心之城”，我们必须先进入谋杀之城；反对精神病学家们喋喋不休的宣传的所谓美德，提倡放纵邪恶的越界；反对仁慈的善意，提倡报复性的残酷；反对驯服的动物性，提倡躁动的肉欲——无论其多么痛苦，哪怕导致自我毁灭也在所不惜。

   然而对人而言，卸下规范的盔甲是困难的。无论人们如何想改变它，陷入历史这个敞开和束缚的圈套里，意志从未完全自由过。尼采认为，用偏离传统道德哲学的眼睛来看问题，人就会变得一身轻松，毫无责任：既不须对他的本性负责，也无需对他的动机、行动和造成的后果负责。

     《疯癫与文明》的道德观念可简短概括为：

   因某些独特的幻想和野性的冲动而躁动不安，并非不道德。倘若那些冲动，在受到囚禁和训诫的情况下被逐入内心并彻底改观，同时产生一些新的、可能导致凶杀的冲动，那也不是这个人的错。

   被称为疯子的人是无辜的。有罪的是社会。

圆形监狱（panoptism）
 
      Panoptism一词是在边沁（Jeremy Bentham）及其《圆形监狱》（Panopticon,1791）一书的启发下产生的。

   这位英国的改革家和法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监狱应修建成圆形，以便对犯人进行连续不断的监视。

   边沁被视为“功利主义”之父，通过旨在实现最大快乐和最小痛苦的复杂演算来重建伦理学。边沁确信，圆形监狱这种简单的建筑学观念，可以解决启蒙社会中最令人苦恼的问题，通过在医院、监狱和工厂中贯彻监视的观念，使人的私利同社会责任协调起来，尽可能不感到痛苦地加强自觉意识。

   边沁指出，圆形监狱的重大优越性是不言自明的，企图证明这种优越性只能是画蛇添足，反而会把它弄模糊了。持续不断地处于监视者的睽睽目光之下，实际上就是摆脱做坏事的力量乃至于要做坏事的想法。P301

      数十年间，边沁为落实“敞视式监狱”设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家财。1791年他甚至主动向法国国民议会提供帮助，希望这个革命体制可以不带偏见地考虑他的激进计划。可根本没用。

   福柯开始研究边沁的时候，他的书已经成为古董。但他注意到，19世纪有关监狱改革的文献常常提到这本书。他回忆，几乎没有一份关于监狱的文件或提案不提及边沁的设想。

      福柯写道，全景敞视监狱的结构是这样的：周围是一座环形楼房，中心伫立着一座塔楼，塔楼上对着环楼内侧开着一些大窗户。环楼里设有很多牢房，每件牢房的长度都正好是环楼的宽度，并且都开有两个窗户：一个开在楼的外侧，使光线得以照彻整个楼房。于是，需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了，这就是在中央塔楼里设置一个监视者和在每个牢房里关上一个疯子、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或一个学生。从正对着光亮的塔楼里，人们可以借着逆光效果观察周围牢房里被囚禁者的小小剪影。这些牢房就像许许多多的小笼子，许许多多的小剧场，其中每个演员孤身一人，他被彻底个性化了，并随时都是可以看见的。

   边沁也承认，他的“极度紧张的发明”，可能会牺牲自由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换取“士兵式的机械训诫”，制造一批“人形的机器”，但他坚信，这是保证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不可替代的手段。

      福柯对这种阴暗的幻想作了一个概括，指出这是一种“不需要武器、肉体暴力和身体约束的监视系统。那里只有一道凝视的目光。那是一道监察的目光，在它的重压下，每个人最终都将使之彻底内化在自己的心中，以至于自己成为自己的监视者，每个人于是就这样越过并针对自己行使着这种监视。”p303

   被监视的人表面上安分守己，显得很听话。但内心里，他们企图毫不留情地控制别人的各种神秘愿望却一刻不停地翻腾着。犯罪形式实乃“被压抑的东西的严重复发和叛乱。”它是监视的结果。罪行是对非理性自我的释放，“我们不应当将罪行的存在看做一种缺陷或病症，而必须将它看做一种正在使自己得到澄清的活力，一种‘人类个性的强烈抗议’，这无疑会使它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带上一种奇怪的魅力。”p305

他的秘密

      吉贝尔是福柯晚年最亲密的朋友。虽然年仅29岁，但已是颇有名气的小说家、摄影家和电影剧本作家。福柯临终前，吉贝尔用日记记录他的思想、情绪、姿势和面貌。

   吉贝尔的小说中，影射了福柯生命中几个重要的记忆：

   ·童年时的哲学家被做外科医生的父亲领着，进入一间手术室，观看一次截肢手术，为了锻炼他的阳刚之气。这些记忆的碎片不停地浮现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整整纠缠了他一辈子。《规训与惩罚》开篇的情境即是一段惩处弑君者的狂暴场面，他暗示人们，观刑的人们随时有可能诉诸无节制的暴力，反抗那位以酷刑来炫耀权力的统治者。

      ·1901年，警察局接到匿名举报，找到了一位50多岁的女人，她出身于上等的布尔乔亚，被母亲和兄弟锁在一间窗户被木头封死的黑屋里，只有一点仅够维生的食物。据说，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这女人曾不婚而孕，但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她杀了。家人便宣称这个姑娘疯了，先是送进医院关起来，后来把她交给宗教慈善团体，最后仍在了这个黑屋里。官员在检查屋子的时候发现墙上有一段话：不要在爱情或自由中，而应在永久的孤寂中，去创造美。你应该在土牢里生活和死去。

   后来这个女人的母亲和兄弟被带上了法庭，但还是被宣布无罪开释了。尽管此案被迅速了结，这一事件在人们心头留下的阴影却并未随之消逝。该事件深深触动了安德烈·纪德，促使他将当时报纸的报道和法庭上的文件搜集起来，汇编成了一本书。此书出版于1930年，书名是《普瓦提埃的被隔离者》。没有证据表明福柯读过此书，但他后来编的有关皮埃尔·里维埃审判案的资料集，同由纪德创始的那种资料汇编形式，是非常相似的。

      众所周知，福柯一辈子都不曾摆脱过诸如此类的意象：隐蔽的黑暗场所、监牢和迷宫、残酷而异常形式的惩罚、法国监狱内部惨不忍睹的恶劣状况——人被锁链拴在床上，泡在粪水里生活。他痛苦地坚信：他自己的灵魂就是这样一种地方，是一个臭气熏天的牢笼，他自己的动物本能在这里遭受着隔离、侮辱和扭曲，同时透过一种可怕的逆反运动，引出一种极其骇人听闻的犬儒主义——仿佛他也受到了这种无情的判决：不要在爱情或自由中，而应在永久的孤寂中，去创造美。

      ·1940年，福柯进入天主教的圣斯塔尼斯拉斯中学，在班级中名列一二。随着一批犹太难民的涌入，大批新来者使他不能在班上独占鳌头，“个人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命运是个令福柯魂牵梦绕的问题——他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一点，他真的想过咒死他的难民劲敌吗?

   福柯曾做过解释：法西斯指的，不仅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而是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我们的头脑中的和我们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心灵和快感中的法西斯主义，它深埋在肉体之中，极难拭去痕迹，也正是他，促使我们热爱权力，希求那种现在正统治和压榨我们的东西。P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