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胡佛研究院是美国顶尖的智库之一，该院以微缩胶片方式，收藏了国民党自1894兴中会创立至2000年的所有党史资料。2005年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妻子蒋方智怡同意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将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由于大量的中共、国民党、中国名人档案保存在胡佛档案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已移至美国。专家认为，胡佛“近代中国文档”的开放，足以改写近代中国历史。已经开放的蒋介石1945年以前的日记，也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蒋介石。

    关于蒋介石的日记是否可信的问题，国内的权威杨天石认为，日记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一个人怎么可能连续55年每天写假日记呢？而况这些日记不仅蒋生前没有公布，现在的开放也是蒋介石家属在屡屡动员下拿出来的。当然，真实不能与正确划等号，也不能认为蒋日记中的每句话都是对的。通过对日记的研究，专家得出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蒋介石最初是广东陈炯明部队中的一个参谋长，官阶资历均不能跟许崇智、陈炯明等相比，但他在短短10年之内跃升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和军事统率，凌驾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之上，有何深层原因呢？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蒋是同盟会中极少数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人，无论谁主政都要仰仗他的长才，另一方面与他对孙中山的特殊情结有关。1912年蒋介石刺杀了光复会的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的最主要政敌，做了孙中山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但他定心有所感。”。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蒋介石赶到“永丰舰”陪伴孙中山，孙说，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蒋早已是孙属意的接班人选。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开始培养嫡系部队。当时军校根本没有枪，蒋介石托朋友借了500条枪，蒋在演讲中总是说：“我是靠500条枪起家的”，就是这个缘故。那时蒋介石和廖仲恺几乎每天都商量如何筹款，有一次实在没办法就找汪精卫的太太借钱，并特意言明利息加倍。

    蒋不是军阀，具有那些盘踞一方彼此内斗的军阀所没有的眼界和见识,他关心中国问题，经常在日记中讨论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问题，更有现代意识。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权力时，整个国民政府处在分裂状态，汪精卫和孙科在武汉，胡汉民在广州，冯玉祥、阎锡山在北方，瓜分了部分权力。蒋介石依靠哈佛毕业的宋子文和耶鲁毕业的孔翔熙成功地稳定了财政，争取到了实力雄厚的江浙商界的支持，因而很快在较量中胜出，通过北伐战争最终掌握了政权。宋子文才华横溢，整个国民政府的财务系统由他一手建成。当年，为了争取财团的支持，宋子文说服蒋介石承受了各个“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发行的、事实上信用已经完全破产的债券，不断找有势力的工商界谈判，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承认这些债券，而且会分期付款，部分、折价或延后偿还。本来拿不到任何回报的工商界比较了各种势力的政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接受了这些政策，蒋介石也从而得到了支持。

    蒋介石早年是国民党左派，他学习俄文，也读过一些马列著作及共产主义书籍。1923年，蒋介石率孙中山派出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他看到了苏联的缺点，也看到了苏联的问题，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野心。到了12月，他说共产主义虽好，但不适合今日之中国。记录他这一思想转变的完整过程的日记写于1924年，但这些日记不幸遗失，蒋还曾怀疑是中共偷走了这些日记。

    蒋介石一直认为中日军力对比悬殊，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有“三日亡国”论，认为两国一旦交战，日军将在三日内占领中国沿海地区。九·一八事件后他更加确信“中日必有一战”。蒋认为中日开战，中国绝无短期内取胜可能，因此需要一方面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30年代初，宋子文主张中国应当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结盟，以遏制日军的军事扩张。但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蒋和许多国民党高官一样，热衷“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幽禁张学良长达大半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共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最终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这使蒋终身不能原谅张学良。

    日记记载，蒋介石年轻时好斗好色，但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改掉了这一毛病，坚持写日记修身养性。蒋在日记中常以“三妹”、“爱妻”等蜜语称宋美龄。1929年，蒋的领袖地位尚不稳固，一刺客潜入卧室行刺，被蒋一声大喝吓跑，但导致宋美龄受惊吓小产，此后再未生育。蒋介石非常伤心，连续数天在日记中提及此事。抗战局势凶险，蒋多次劝说宋美龄躲避到安全地区，但宋美龄坚持与蒋生死与共，蒋极为感动，在日记中写道“吾妻爱情甚笃”、“吾妻与余协助之功实更大”。

    蒋介石的一本手抄本《圣经》也首次曝光，其中有蒋多处眉批。因岳母笃信基督，临终前蒋为给老人一点安慰，承诺愿意受洗。受洗后，蒋每天早上读《圣经》，晚上祷告。在抗战中，每遇困难都必祷告，在最困顿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时刻勉力自己。1975年，蒋介石去世，秘书秦孝仪撰写遗嘱，初稿中曾有：“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宋美龄指示在其中插入“耶稣基督”四字，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和总理信徒自居”，此举引起朝野和史学界争议，但也反映出蒋对基督的信仰。

    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21－25版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
    和那个时候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我是在群宿环境中长大的。一岁半送进保育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四个礼拜。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
    每次需要别人指给我，那个正在和别人聊天的人是你爸爸，这个刚走过去的女人是你妈妈。这个事我已经多次在其他场合公开谈论过了，为了转换我的不良情绪——怨恨他人，我会坚持把这事聊到恶心——更反感自己——为止。
    说来可悲，我十岁刚从保育院回到家最紧张每天忧心的是不能一下认出自己的父亲。早晨他一离开家他的面容就模糊了，只记得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阴郁暴躁的黑胖子，跟家里照片上那个头发梳得接近一丝不苟尽管是黑白摄影也显得白净的小伙子毫无共同之处，每天下班他回来，在都穿着军装的人群中的这第一面，总像是突然冒出的一张脸，每次都吓我一跳，陌生大过熟悉。
    他和院子里另一个大人任海的爸爸有几分相像，大人下班我和大大任海经常站在一起猜远远走来的是谁的爸爸，有时同时转身魂飞魄散地跑，跑回家呆了半天发现爷爷没上来，才觉得可能是认错了人。我们必须及时发现父亲，因为多数家庭都给孩子规定玩的时间，而我们一玩起来总是不顾时间，所以一看见父亲回来就要往家跑，抢在父亲到家前进家门就可以假装遵守时间。
    小孩一起玩时也互相帮着了望，看见谁的父亲正往家走就提醒这孩子赶紧撤，最怕正玩得高兴，身后传来爷爷的吼声：王宇王朔！那喊声真能叫人全身血液凝固。爷爷是搞情报出身的，神出鬼没，我们在哪儿玩都能找到，冷丁现身大吼一声。上初中时有一次旷课和几个姑娘在王府井东风市场“湘蜀餐厅”吃饭，忽然听到厅堂内有人努喊一声“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发现是一端盘子的喊另一个端盘子的“王师傅”，北京话吃字，王师傅仨字吼起来就变成了“王缩”。后来我就听不得别人喊“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到现在，谁也不怕了，别人喊别人王师傅，我这厢还是头皮发紧。
    小时候，院里有两个小孩我和他们长得很像，一个叫北海，一个叫江红。江红家在老段府和我家住隔壁，江红妈妈每次我进走廊都要凝视着我直到他跟前。我就知道她拿不准走过来的是谁。北海妈妈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打饭，上来就抢我的饭盆，我连忙叫阿姨阿姨我不是北海，她才发现认错了孩子，笑着往后面去找北海。
    爷爷也吼过人家孩子。
    我小时候最恨大人的就是不理解小孩的友谊，把小孩贴上标签互相隔离，自己家孩子是纯洁的羔羊，别人家孩子都是教唆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被爷爷堵着门骂过，害人家挨家长的打，简直叫我没法向朋友交代，好在小孩间互相有个谅解，都知道大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理喻，否则直接陷我于不仗义。直到我进了公安局，成了院子里公认的坏孩子，被别人家长当做坏孩子隔离，爷爷自认为颜面尽丢，也不再好意思去找人家。
    我小时候有一次，奶奶开家长会回来，拿着小本子一条一条谈你的问题，说到老师提醒你注意与袁航的关系，立即激起我强烈反感，我跟奶奶说：挑拨孩子的关系真卑鄙。我说孩子最需要什么，需要理解和尊重，把他当个人。我没有提爱，那是奶奶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

    朋友L前不久去了加拿大，正处在从头开始闯世界的阶段。他因妻子家中有人定居加国，所以举家投靠，称为“技术移民”，最直接的原因是希望找到一个不那么喧闹的地方栖居，也为了免去孩子遭受国内教育的蹂躏。他中文系毕业，遍览哲学名著，当年算得上报社顶尖的编辑，每每与之攀谈，总是获益匪浅。去之前他说那里景色很美，虽然不指望跻身名流，但不论做什么混口饭吃即可。人家那里的好处是，你做什么人家都不会笑话你，不像国内处处都是等级和攀比。
    他走之前几个人小聚，没有伤怀，依然是聆听他的海阔天空。他说姜文，论王朔，我只可惜在这个浮躁而疯狂的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可以静下心畅快聊天的人，“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两个月后他才有大段时间在MSN中闲谈。他说你应该出去，大有好处。“我是受西方毒很深的一代，文学、艺术、政治哲学等等，总以为西方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最值得我们学习。真到了才看到确实要好过中国，但也不是绝对的好。比如，加塞儿从来见不到，但时常有老人站着，没人让座。地铁车厢里报纸满地扔。这里超市售货员、政府公务员的态度有的还不如北京，他们是很大爷的。西方人也常言不由衷，只不过方式不同。冲你笑不代表他会帮你，更不是喜欢你。”
    “美国值得去，加拿大就是一美国农村。你知道吗，如今加元疯涨，加人周末开车到美国抢购房子车子日用品。这儿的中产阶级孩子都说英语，为的就是将来到南边读大学。不少高科技人才都去美国了，税少工资高，就业机会多。”
    我问他现在是否找到工作，他说，正在学英语。蒙特利尔是个国际化的城市，也有很多英裔,多数人都说双语，而法语是市民阶级的“官方语言”，很多人并不说。不过糟糕的是，一学英语那点初级法语也忘了。“蒙特利尔的电影节很有名？”他说，那是我的梦，不过现在文化生活顾不上了，谋生是第一要务。
    “你现在打交道跟人说什么？”
    “打交道基本不说，说了也是法语，因为英语单词都念不出来。过去学的英语都是死的，不知该如何表达。所以，目前还是可怜的法语顶着。”他和妻子都没有找工作，正在恶补语言，“我在上一个中国人开的学校叫新东方，明年打算上免费的英语学校HIGH SCHOOL,再上TRAINING。老婆明年读法语班，再上法语TRAINING,兴许能找到工作。如果是大公司，英语就够了，如果是小公司，活越差越需要法语。”
    他说，以为在国外学英语容易是个错觉，你英语不好，就找不到工作，跟人交流的机会就少，学英语就吃力。真要出国，还是要在国内把英语学好，别指望到国外速成。
    他们住的地方印度、巴基斯坦人、菲律宾人、犹太人较多，目前只认识楼下的一户北京人，男的正在学法语TRAINING，英语基本不会，找了一个固定工，大概是工厂检验员。女的先打了十个月工，然后生孩子，领补助，现在要生老二了，一直没上班。我问他压力大吗？他说，有时候压力挺大的，语言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这几关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去。
    “那里有华文报纸吗？”
    “有，文摘报，全是翻译洋文报纸。”
     看来他在那里重操旧业的机会不大。
    “老外说的有一点很有道理，叫CHINESE WORRY”
    “中国人的焦虑？”
    “似乎就这个意思。讲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心都不安定。”
    “欲望太多？”
    “我就是一典型”。他说。

        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圣克劳德大学（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Minnesota）大众传播系16位老师，600多名学生，规模比本系略小，但学生媒体的成熟度却远在本系之上。该校3个校内媒体——KVSC广播电台、《大学纪事报》（University Chronicle）、UTVS电视台，其运营方式达到专业化媒体水准，内容除本校之外，兼及周边地区。
    报纸  大学纪事报创办已有83年，每期12版，学期中每周出版两期，暑假每周出版1期，有网络版。报纸内容包括国际版、本地新闻、学校新闻、社论、漫画、广告等，每期都有校园中最新发生的事件。例如该校一位老师遭到指控，说他猥亵未成年人，报道中跟进了该案的最新进展，他在学校的前途和学校方面的态度，全面、及时。体育新闻全部是该校和其他学校的校际赛事。社论版尖锐批评了学校为了促进校园国际化进程而以州内学生的标准向留学生收取学费的做法。该报出版后分放在各个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的门口，供过往行人取阅。平时，学生一般会在喝咖啡、休息时取一份到教室看。学生的读报规律通常是，女生按顺序从前往后看，男生基本上都先翻后面的体育新闻。
    该报除头版之外每页都有广告，有时还附有附近商家的插页广告。报纸的活动经费来自学生学费，由学生会财政委员会拨款。报纸订阅费每学期12美元，教师、实习生和广告商如果需要可得到免费邮寄。
    电台  KVSC是由学生运营的公共广播电台，可以覆盖周边70英里的区域，24小时滚动播出，节目丰富，地方性强，有自己的特色，很受欢迎。
    电视台  UTVS(University Television Station)是有线电视台，也是大学的学生组织。该电视台独立运作，大众传播系与学校的电视演播间是合作关系。电视台全年全天播出，虽然演播室喝新闻编辑室设在校园中，但不受学校控制，以便更好地为学生服务。大众传播系的两门实务课《电视编辑与制作》、《电视节目制作》的任课老师就是电视台的主要工作人员，选修这两门课的同学都需在该电视台工作。
    一般在校内媒体实习两年的学生平均能够进行100次采访，达到50篇的发稿量。 电台和电视台的演播室都在大众传播系办公室旁边，每晚都可以看到学生们工作到深夜。

      王佳芝没想到，上了那段楼梯，她的人生就走上了不归路。其他人都在整个过程中小心地保全着自己，而她被装扮成诱饵，作为一切成功和毁灭的由头。她甚至为此仓促地将初夜贡献给了委琐的同学，这段经历成为她心底永恒的耻辱，也断送了那一丝熹微的爱恋。在这个充满正义感的目标下，她的命运被操纵和利用，友情、爱情都无声地碎裂。
    她重拾未竟的事业是为了民族大义还是为了心理补偿呢？后一种的可能是不是大些呢？如果除掉了汉奸，那么她先前所作的一切牺牲都并非无谓，别人窃窃的耻笑便没了依托。而况，邝裕民已经不值得有任何托付，他成了他的上级和同事，也只能如此。在这个世间，她的情感世界只是孤寂，没有一丝温存。或许在见特务头子之前，她已经做好了慷慨赴死的准备。对她而言，死是无所记挂，而生是意外之喜。
    邝裕民是个欲言又止的脆弱书生，而易先生是个老辣果断的强硬男人。他要的时候干脆利落，给的时候不乏温情。在与易先生的交往中，尽管肉体的关系他占上风，但在整个的阴谋中，她占着主动。像邝裕民一样，在实施策划的时候，她被对手搞得六神无主，这个她要取走性命的人，却是唯一给她真情的人，这真情在一个丧心病狂的恶人身上格外富于魅力。在最后一刻，她毁掉了计划，却解放了自己。她解放自己的同时报了仇——同那些带她入深渊的人一起赴死。那支配她、给予她耻辱的人，在死前的一刻以充满嫉恨的眼神看她，但她却从未有过的从容。她从不缺少智慧，只是缺少心机。她临死前的欣悦，是忠实于内心的畅快，还是同归于尽的安慰呢？
    《色，戒》似乎为张爱玲自己的爱情做了注脚，当家国大业要设置一个人命运的时候，人能做的无非是两种：为了国家牺牲掉幸福和生命，或者为了个人的选择而蒙受舆论的谤毁。在前一种选择中，你失去了自己，赢得了荣誉；在后一种选择中，你捍卫了自己，却永远卑微。张爱玲无疑是个个人主义者，她在对个人自由的坚持中，隐含着惊人的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