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遇到一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她那年正好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乡村选举的论文，从此这一选题成为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趋之若鹜的领域。在与她的交谈中我问她：“你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中国？”她很认真地告诉我：“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学习中文，从第二年开始，我认为自己懂得了中国，也懂得了中国人。但这种自信到了第五年以后慢慢减弱，因为通过媒体阅读到的资讯与中国人私下告诉我的总是不一样。到了第8年，随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我越来越认为自己并不真懂中国。”

    类似的看法我还听到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谈过，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高级外交官。一位在中国工作过8年的外交官曾对我谈过，去中国之前，曾经通过情报部门得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资讯。但到中国之后，他通过中国媒体报道初步得到的印象是完全否定来自美国的那些资讯。这种情况让他困惑且无所适从，直到第三年他才开始明白：不能仅仅只通过中国的媒体了解中国。因为真实的情况可能与媒体上报道的正好相反，这位外交官幽默地说：“中国的媒体是只万花筒，看起来很美好，但一切都是经过变幻处理的。”

    一位曾驻中国5年的日本记者曾对我说：“我在中国看到的与听到的情况，让我感到中国经济很繁荣，与你书中谈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你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你怎么解释我看到的与你看到的不一样？你要说服我，才能说服日本读者。”于是我问这位记者：“我想请你告诉我两点：第一，你有关中国的资讯来源有哪些？第二，你到过中国哪些地方，除了大中城市之外，去过农村没有？尤其是去过政府限定之外的中国农村没有？”这位记者告诉我：“我去过中国大多数省会城市，也偶尔搭上计程车看过中国的郊区，但我没有去过离城市几十公里以外的农村，也没有机会做调查；有关中国的资讯我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中国的媒体，二是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接触，三是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了解。”于是我对这位日本记者说：“首先，这三个来源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媒体是按照政府意旨进行宣传，政府官员是政府的发言者。至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消息，其来源主要也是这两个。而真正的中国，其实完全被这三个来源所遮罩了。其次，70%的中国人住在农村，你如果没到过中国的农村，就等于并没有到过真正的中国。一些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经常拿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与一些盛会城市做例子，证明中国的繁荣发达，甚至还有人那上海与纽约东京相比，最后证明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逊色。但恰好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住在这几个城市里，农村的面貌才是中国真正的面貌。有一句这样的经验之谈：没到过美国的乡村不知道美国的富饶，没到过中国的农村不知道中国的贫穷。而且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什么地方，是由法律条款加以限制的。你如果认为走马看花式地走了一些地方就了解中国，那么我已经来过日本三次，也到过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福冈等城市，参观过一些企业、媒体，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了解日本了，并描绘出一个你们完全不认识的日本，你能同意吗？”在笔者对中国经济详加解析之后，这位记者最后承认，他所了解的中国确实不是全面。

    ……

   一个人如果仅仅通过中国的媒体来了解中国，得到的印象肯定与真实的中国想去甚远。……被视为中国最权威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被视为美国最权威的报纸之一是《纽约时报》。但如果某位读者同时阅读两张报纸任何一个时间段的报道，肯定会得出一个与事实想去甚远的结论：美国社会弊端丛生，治安状况不佳，公民经常抱怨政府，总统更是不得人心，备受指责：而中国人责有如生活在人间天堂：政府勤政爱民，官员廉洁奉公，时刻倾听下情；失业率低下，失业者也常得到政府关心爱护；人民对政府感谢不已，对国家领导人更是由衷热爱，经常主动学习他们的讲话与指示；虽然偶尔有点腐败，但总是在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得到纠正……

    何清涟：《雾锁中国》节选

   马少华老师的评论，震撼人心。

  （摘要）

    大庆市两级法院对“未能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的建行职员姚丽做出恢复公职的判决，这一个判例对于中国的法治和道德文明，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应该看到，人们所期待于法院判决的，根本就不是要“判”一个人是英雄还是狗熊，而是要判这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之下的选择中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应不应该受到责罚；而我们现在所关注的焦点，也不是建行出了一个英雄还是出了一个狗熊，而是社会把一个人的生命和另外一些人的财产看得哪一个更重。

    ……银行职员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不是公安，不是战士，一个普通的职业不能规定公民必须有付出生命的义务。 ……

    与人的生命相比，财务本身没有什么更神圣的意义，无论它们属于私人、集体，还是国家，把财务看得重于生命，是价值评价尺度的扭曲。……文明进步就包含着道德更新，其中就必然包含着尊重生命的命题。没有把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的道德，就没有道德。

    ……即使自己愿意付出生命，也不能将付出生命的尺度强加于他人； ……一个没有处于险境中的人没有做的事情，不能责难一个身处险境中的人必须去做。这不是一个苛刻的标准，而只是为了我们这个社会能有更多的真的东西：真的选择，真的行动，而不是假的道德尺度。如果说，姚丽的选择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那么至少真的能够在她那一刻付出生命的人，才有资格谴责她。一个社会的良心、宽容，只有这样才能生长，否则就只有严酷和虚伪。

    ……在今天，我们应该承认，不是英雄，也有权利。这个权利不是一个银行职员的特定权利，而是普通人在临难时刻保住自己生命的权利。姚丽需要的不是表彰，而只是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