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雅典是世界上唯一实行民主制的古文明。公元前683年雅典废除了国王制，实行执政官制度，到梭伦改革，宪法诞生，所有公民均获投票权。

    雅典的“全体公民”并非覆盖所有人，而是少数人。占人口90%的奴隶、妇女和外国人均非公民。雅典公民的性命属于城邦，自杀会受到惩罚，因为这样会丧失一位公民。“公民权”类似“北京户口”，并非个人权利。西方的个人权利概念直到《罗马私法》时才形成。

    苏格拉底生逢伯利克里统治的罗马民主“黄金时期”，伯利克里宣布，军事财政之外的所有官职，均由公民抽签出任。雅典国家机构在该时期形成了“三权分立”的雏形：

    最高立法机关为公民大会，每月召开三四次决定内政外交大事，通过的议案经批准成为国家法律；最高行政机关为500人议事会，专事准备、召开和主持公民大会，以及执行大会决议。最高司法机关为陪审法庭。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不敬城邦认可的神、另立新神和腐蚀青年被检察官阿尼图斯、悲剧诗人美勒托和修辞学者吕孔控诉。苏格拉底案件严格依照雅典民主审判程序进行。

    雅典法庭民主完全体现在陪审员。法庭没有法官，只设负责组织审判和维持秩序的主持人，决定权属于陪审员。凡年满30岁的公民皆可报名参选陪审员，10个区共选出6000名，数量巨大的陪审员可以有效预防贿赂，除非有人能同时贿赂6000个陪审员。遇有案件，根据大小从中抽签选出5至2000人组成陪审团，开庭之日再抽签将其分配到不同法庭。今天美国法庭的陪审团源于雅典。

    决定苏格拉底生死的是500名陪审员，而非“500名法官”。苏格拉底的时代，审判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原被告进行辩论，而后举证，最后陪审图投票。被告获无罪票多，或有罪和无罪票数相等，皆为无罪。如果原告所得票数不足五分之一，原告会遭处罚，以惩罚诬陷。若被告被判有罪，则当场由原告被告分别提出具体惩罚措施，由陪审团投票选择。在当时没有刑侦手段提供证据的时代，双方需通过辩论争取到陪审员的同情已决胜负。苏格拉底是当时雅典雄辩第一人，他自称智慧高于别人，因为“我知我无知”，但人民通常不会为智慧说服。

    当苏格拉底站在法庭上，彼时的雅典已不复处于“黄金时代”，经历了30僭主执政，民主派卷土重来，矫枉过正，片面强调反对个人独裁，结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民独裁”。

    雅典的民主是“人民统治”，这里的人民不是现代民主意义上的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和自由的“个人”，而是一个集合名词。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可以牺牲任何“人”。

    这种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是“陶片放逐法”，该法律规定每年雅典可放逐一位政治家，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投票者只需刻上政治家的名字，无需任何罪行、任何证据，只要得票超过6000，该政治家既得流放。素以“公正者”著称的雅典名将阿里斯泰德于公元前483年遭公民大会投票流放。据说，投票时，一位文盲农民把陶片递给坐在身旁的阿里斯泰德，让他代为刻字，阿问：“您不认识他，为何赞成放逐？”农民答曰：“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人，干脆放逐了算了。”

    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的三次表态激怒了陪审员。首先，他要求获得充分的言论自由：“必须给我彻底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的自由。必须彻底废除官方干涉。”之后，他坚持说：“无论是否被判有罪，我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哪怕要我死一百次。”在被判有罪而后提出刑罚的过程中，作为被告的苏格拉底说，他对雅典民主的贡献远超过奥林匹克冠军，因此，不仅无罪，而且法庭还应发给他执委会免费的餐劵作为判决书。他说自己给学生上课从不收费，所以没钱，建议罚他一个明那（合银436克）。他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只要我的良心和我那微弱的心声还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绝不顾虑后果。”最终，苏被以360票对140票判处死刑。

    苏格拉底的死是缺乏法律约束的人民独裁的范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0僭主恨苏格拉底入骨，却没敢杀他，但雅典的民主派却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杀死了苏格拉底。

    “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具有天然的不治之症：多数欺负少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断言，“人民易行专横暴虐”，而且“多数永远并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民主的要义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在于多数保护少数。保护少数，经常就是保护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用什么保护少数？法律！
    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暴力侵犯。”苏格拉底的死替世界立下万世不倒的民主华表：严格遵守法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没有法律的民主，最后只能沦为人民的独裁。世界上没有“好”的独裁，哪怕是人民的独裁。

    民主是好的，是每个现代国家的必需。不过，还必须由至高无上、不容亵渎的法律来保证。

   冯八飞：《苏格拉底为什么审判雅典民主》，《南方周末》2009.9.3.D25

http://www.asne.org/index.cfm?id=387

美国新闻业现状报告（2009年发布）http://www.stateofthemedia.org/2009/narrative_newspapers_intro.php?cat=0&media=4

张峻第一次采访雷锋时拍摄的照片，后成为经典影像。

宣传意图的典型报道经常摆拍人物的行动

       全文：《揭秘雷锋照背后》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4-16/102017621960.shtml

      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兵，因为捐款收到两封感谢信，接受了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处报道干事的张峻采访，名为《节约标兵雷锋》的稿件经沈阳军区《前进报》总编过目后，视为忆苦思甜典范的绝好题材，于是，4位记者再入连队，终于在1960年11月26日的《前进报》，推出了雷锋宣传的开山之作《毛主席的好战士》，从此，雷锋宣传铺天盖地。
    雷锋的“好事”很多来自日记，好事没有现场照片，因此，大量照片根据日记补拍，过程中屡出破绽：夜读毛著成了白天打着手电读、夏天捐款的时候穿着棉袄、投弹的姿势不是真实的姿势、拍照的大娘不是那位被雷锋送回家的大娘、露在军装外的衬衣袖口被修掉、为使身高1米54的雷锋显得高大在其背后合成一颗黄山迎客松、天安门前留影时的花书包被去掉、政治上有问题的战友从雷锋的合影中消失……
    雷锋不是个完美的人，不听班长劝告留个刘海头，饭不够吃跑到厨房去吃饭锅巴（当时是大问题）、拍照片时总喜欢把奖章戴上，为此，战友整他，专让他背重东西。采访过雷锋的张峻说，雷锋就是一个很爱美、爱照相的普通战士。

《香港免费报纸的成长分析和启示》

    香港免费报纸平均50-64版，广告占2/3甚至3/4。每版广告价格3-5万，按此标准计算，每家报纸每天广告收入在105－235万元之间，年广告收入在3.78－8.46亿元之间，利润则在2－6.7亿元之间。单一版面布局方面，新闻与广告穿插，以新闻引领广告阅读；内容方面，广告与新闻泾渭分明，不存在“软广告”。新闻选题方面，强调民生导向、政治新闻的民生视角和品牌专栏。文章长短适度，鲜有凶杀色情。

《华尔街日报笔法的中国式解读》
   早期的华尔街日报，也曾流于传统消息写作模式，晦涩难懂。1931年，总编巴尼·基尔格尔提出一句名言：“不把银行的故事说给银行家听，而是说给银行的客户听。”更大胆地喊出口号：“给我一个生动的故事吧！”从此，趣味情节引领财经新闻的时代开始。
   华尔街日报的选题一般集中于财经热点、科技热点、大选热点和中国热点。结构可解析为：小故事导语、分析性的文章主体、延续导语故事细节的结尾。

《谁是互联网新一轮造富神话的赢家？》
   Facebook的创始人、哈佛辍学生马克·扎克伯格被称为“盖茨第二”，5年中，该网站用户发展至将近两亿，市值估计高达150亿美元。每天处理上千万个视频片段的Youtube原本只是个创始人为自己和朋友打造的视频存储平台，熟料如今却成为全球最大视频分享网站，被业内巨头Google以16.5亿美元的高价收归旗下。

李叔同

• 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吟诗作画，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则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
• 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自己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以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侯孝贤

• 笔，不能成为束缚自己的枷锁。笔是一种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乘骑。

• 哎！都错过了，年轻人是时常错过老人的；故事一串串，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已经痛苦得提不起来……

• 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
• 说起“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那么多年，排除了危难，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 对老婆，要打心里谢谢，如初恋般的永远的爱慕。从年轻时看她的背影到老，她是你俩整体的一半。漂亮的眉梢边的皱纹和霜染的鬓角，是你生命中明澈的镜子。苦难到来，不管相距远近，你俩的心跳是既同步又共振……想到这里，人生多值得欢歌啊!

• 夫妻间的关系像幽兰，芳香、隽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灿烂。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热闹的蜂房，像宁静的林中溪涧；朋友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罗大佑

• 医生看的生死比较多，可能会无情一点。医生是必须借着无情来表达他的有情，创作则是借着有情来表达生命的无情。
• 北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北京的官僚气氛太重了。北京好像每个人都有个亲戚在中南海做事情一样。
• 以音符来表达生命的人的下葬地，大概是这样。我是用音符来表达我对生命的观点的，我所有的情感和观点都在音符里。

   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向政协就“我国房价何以居高不下”做出解释，全国9城市“房地产企业开发费用中”，流向政府的部分所占比例为49.42%。尤以上海为最，达到64.5%。此数据当即受到上海市长韩正的质疑。随后，任志强、潘石屹等房地产商，住房建设部等也纷纷就此发表意见。

   配合的舆论监督不叫舆论监督，叫良心忏悔。只有监督对象不肯配合而仍然把采访进行到底，那才是舆论监督。
 

   谁最了解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不是记者而是官员。一个丑闻发生之后，官员阻止媒体报道所花的心思，往往大过追踪新闻的记者，而且多半都能如愿以偿。受了委屈的记者，总是希望有机会扬眉吐气一番。

   记者出气的最正当办法，就是加大针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但是这事并不容易，通常只能采用移形换位大法，逮住外地的低级别官员的混账事不依不饶。对于本地的官员，近年来媒体常见的一种得意洋洋的报道是，高级别的官员或者组织说话了，发文件了，要加强舆论监督了。

   广州市委、市政府刚刚联合发布了《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这个文件里有很多内容，但是不出所料地，媒体毫不犹豫地强调了这一点：党政领导不接受或不配合舆论监督将被问责！还有，新闻曝光材料将成为问责的线索！

    诚如报道所说，此举凸显了政府部门的开明和进步。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媒体的胆子会大一些了，官员的脸色也会好看一些了。但是，党政领导是不是就因此接受和配合舆论监督了，我颇有一些疑问。

   要求领导干部接受舆论监督，这并不是什么新闻。我还居心叵测地搜索了一下，发现这两年被舆论抨击的几起大事背后，当地官员都曾经强调过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而事情发生之后，当地媒体照样噤若寒蝉，眼睁睁看着外地媒体和网络在那里舞枪弄棍。

   媒体要搞舆论监督，监督对象积极配合，想象中这是一个有趣的景象。假如监督对象没有问题，他这么积极配合大概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放心。假如他有问题呢？积极配合可能就是找死。要求一个人主动找死，未免有些过分浪漫了。

   从操作上说，怎样才算是配合媒体采访呢？有问必答呢，还是回答至少一半？谁来问责呢？好像是他的上级。假如这个事情并不大，上级一生气就把责问了。假如它足够大，曝光出来会影响到上级呢？同样的问题是：上级为什么要找死？

   从本质上说，对于一个负面事件，配合的舆论监督不叫舆论监督，那是当事人的良心忏悔；只有监督对象不肯配合而仍然把采访进行到底，那才是舆论监督。

   媒体不能依靠尚方宝剑，否则那把剑也随时可能伤着自己。比问责办法中的配合条款更值得欢呼的，是媒体的独立性。

   俺：政体不变，媒体独立终虚话。尚方宝剑固然只能用来威慑虾兵蟹将，且只有“软边缘”，但现如今，能有此剑已使传媒志士感激涕零，多几把尚方宝剑就是叫人手舞足蹈的严重进步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1b4c30100cgpr.html

    在“两会”上，不少代表和委员都“炮轰”教育部管得太多，尤以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黄因慧的批评最为激烈，他说：“教育部搞大学教学质量评估，管到大学课件、教案是否规范，劳民伤财，鸡飞狗跳。”这里，就说说我所了解的美国教育部吧。

　　美国教育部的职能简单而有限，主要就是提供一些联邦资助，收集和传播关于学校和教育的信息，以及确保教育机会的平等。很显然，与其说美国教育部是一个“管理”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服务”机构，因为它既无权任命一个学校的校长，也无权规定教师的职称和薪水，更无权过问学校的课程和老师的教案。

　　尽管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对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有着不小的管理权，它们也不像我们的教育部一样管得事无巨细，连教师的教案都不放过。并且，美国各州和县市的教育行政机关一般只能管理公立学校，而对私立学校基本上没什么管理权；别以为这些私立学校不成气候，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在美国有4万所左右，大学阶段的私立学校就有4000余所，是公立大学的一倍还多，我们所熟知的最好大学如哈佛、耶鲁等都是私立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教育制度在全国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由各州和地方决定，结果，各州和地方之间就会为提供教育服务展开激烈的竞争。比如当一个州的学校和教育质量改善的时候，其他州的居民就会选择“用脚投票”，迁徙到该州来，使自己的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竞争的压力迫使各地竞相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否则纳税人就会“外逃”，而这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教育主要由地方负责，类似的竞争压力同样会迫使各地竞相提供更好的教育。

　　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事无巨细、整齐划一。整个教育僵化沉闷，学生有知识而无能力，教师有文凭而无思想。教育，不仅关系着我们这些生者的福祉，更关系着我们这个社会和文明的未来，改革刻不容缓。

　　（作者：王建勋，原刊于3月16日《南方都市报》）

       3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的一篇文章《网络舆论操控食物链——从“娱乐”到“生意”，从“推手”到“打手”》，披露了如今操控网络舆论的几种非官方力量，一种是专司炒作网上轰动性事件的策划公司。天仙妹妹、流氓燕、芙蓉姐姐、别针换别墅等都是这类公司的杰作，这些被捧红的人物之后身价倍增，如芙蓉姐姐出场费高达数十万，天仙妹妹成为地方政府的旅游业形象代言人。在炒作过程中渔利的还有某些网站和企业。

   另一种力量是企图控制网络舆论风向的企业。他们往往通过公关公司实现此类目的。手法一，是直接雇佣一批“有闲”青年（无业青年、网吧管理员、公务员）在网上论坛里给企业做广告。据说有些公关公司已经开发出程序，对重要的帖子自动跟帖。手法二是，雇佣网络“打手”攻击该企业的竞争对手。通过发现和制造一些对手企业的负面事件，借助网络不断转帖、顶贴使其扩散。操控网络打手的公关公司被称为“打手公司”。据《财经时报》的报道，一家名为1024的神秘公司是众多打手公司中的“翘楚”，先后服务于100多家知名公司、相关行业的领军企业，拥有监控10万个论坛及维护言论的能力和1000人的营销队伍，拥有独到的网络言论监控系统，可以第一时间提供网络言论的监控报告，同时对相关言论做出反应。企业间的每一次口水次口水战，都少不了网络推手和打手的介入。去年下半年，杀毒软件老大瑞星和新进入者奇虎公司间的口水战期间，至少有3家公关公司介入，它们总共获得了不少于100万元的报酬，主要任务是在网上美化客户、攻击对手。

   企业还会与一些网站直接交涉，以直接支付金钱等形式，请对方删除不利帖子。2008年，千橡集团下属的几家网站刊载了不利于“奇虎360安全卫士”软件的一些负面帖子，该软件的开发公司北京三际无限公司，要求网站删除不实帖子，千橡公司副总裁刘韧等人向其索要23万封口费。就在双方第二次现金交换时，得到三际公司报警的警方将刘韧等人抓获。

   企业操控舆论的另一个渠道，是愿意以个人话语权交换收益的行业“意见领袖”，他们主要通过自己的博客平台，刊登对某企业有利或不利的软文和枪文。这些人，可以看作是“红包博客”，与红包记者不同的是，记者出让的是媒体的声誉和空间，而博客出让的是自己的声誉和空间。当然，对某企业不利的“枪文”很容易被有些受雇的公关公司发现并通过关系删除，而软文则更为常见和易于持续保存。博客软文有其不同于传统软文的便利性，首先，它不经传统媒体的审核程序，更容易被刊登。其次，它甚至无需举办新闻发布会，有时公关公司一个电话即可搞掂。一篇软文的价格是500元左右，IT产业界的“意见领袖”鲜有不写软文者。

内定式问答

    《财经》记者报道，在3月6日四川代表团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提问环节，无论与会记者如何努力举手，主持人都只点桌前放着标牌的“官方主流媒体”记者提问，而这些被点到的记者只是拿起桌上打印好的纸条照着念，然后省领导再低头念手里的文件，一切提问与回答都在计划内。

      3月8日的四川灾后重建新闻发布会后，网友发现，境外记者的提问大都是民众关心的，而中国大陆记者的提问往往没盐没醋，无新闻性，甚至这些问题从公开的官方文件中都能找到标准答案，非但疑似奉旨提问，还涉嫌故意挤占其他记者的时间。（郭光东：《记者会岂能唱成独角戏》）

年轻记者拼命举手
   总理记者会上，那些年轻的记者拼命地举手，有的甚至站了起来，他们拼命看着主席台，希望主席台上的人能够接触到他们渴求的眼神。一次又一次，直到结束，都没有放弃。相比之下，坐在最后排的那些“老”记者们，显得要悠闲得多，从来不举手，对于站起来提问的同行也不会投以羡慕的眼光，他们觉得，一切都会有序地进行，不会有意外，也不会空手而归。

记者会后变身粉丝
    记者会上，正和一位同行朋友聊天，一名女记者激动地冲过来，要求采访这位有机会提问的同行。被婉拒后，那位女记者激动地拉着我的朋友：“你一定非常的激动吧？你一定很激动吧。”朋友不知所措地看着对方因为激动而有点扭曲的脸，不知道如何回答。
    有的记者问不到问题，就要去拿总理拿过的笔，或者喝总理喝过的水。
    想不明白的是，记者会是一个问答的场合，不是追星，记者来到这里，是带着问题，而不是依靠进入这样的场合，因为可以提问，因为可以握手，从而来抬高自己。（闾丘露薇）

总理怎么挑媒体
   在温总理已经进行过的7次记者招待会上,最多时回答了15个问题，最少时回答11个问题。其中，提问的大陆媒体有8个，中央电视台7次都有，《人民日报》6次，新华社5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4次，中新社两次，剩余的《中国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各一次。有趣的是，当中新社提问时，新华社就不会获得机会，反之亦然。
   2003-2006年，都是大陆媒体问第一个问题，2007、2008年第一个问题分别给了《华尔街日报》和凤凰卫视。今年的第一个问题给了大陆媒体《中国日报》，总理记者会逐渐向外倾斜的趋势明显。
类似《经济日报》、《农民日报》这样的大陆专业媒体获得提问机会，一般认为是总理当年对某一问题特别重视。比如2006年提问的《农民日报》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这个主题。
   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媒体问的多是宏观问题，一般是“将要采取什么措施完成某目标”，或者“某问题将继续采取什么措施”这样温和的提问结构。
   一般说来，每年港台媒体各会有一家提问，值得一提的是凤凰卫视，十余年来，该台在每届总理的5年任期内，都会获得一次机会。
   外国媒体中，美、英、日、法、德、俄、印几国媒体是主要选择对象。其中美英为重点。有时，其中一个国家在一次记者会上甚至会有两家媒体提问，美国的CNN、美联社、华尔街日报是提问大户，而英国则是金融时报和路透社。
    一般来说，总理记者会上选择的外国媒体多有“释放信号”的意味，和外交重点动向有关。比如，今年温家宝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提问，在外界看来是因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的中美关系，金融经贸关系尤为重要，而华尔街日报又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类报纸。
   今年之所以让法国的费加罗报提问，或许也是因为几个月内法国总统高调会见达赖而造成的中发关系紧张。
   另外，多数提问者都是念写在本子上的问题，这是为保险起见，因为再老到的记者也有紧张的时候，尤其是现场照相机闪光一片，起身忘词的几率很大。记得前年一个人民日报的老记者提问时，一阵尴尬沉默后，拿出笔记本，哗哗地翻纸页找问题，此时电视正在直播，让我和旁边的同行都骇然相视。（马昌博）

香港媒体“不懂规矩”
  《财经》记者王和岩在两会上接触到中南海保镖，保镖说，跟领导出访，经常见到一些记者，有一次领导出访，凤凰卫视的一个女记者穿着高跟鞋，一下子跨了两个台阶下来，把我们吓了一跳。后来公安把她弄开，没想到她又冲上来，公安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吓得够呛。
  “其实，内地的记者还好，大家都比较懂规矩。不像国外的，还有香港的，他们真是，什么问题都敢问！”
   得到这个褒奖，记者心里很不是滋味。入行多年，有一肚子问题想问，但没有机会问。不知道，懂规矩算是荣耀还是无奈？（王和岩）

没证记者盯上游说者
   南都的时政记者韩福东虽四次报道两会，但由于没证，不得其门而入。每次采访代表团或政协分组，都需找到一位“内应”——获得某位代表或委员的首肯，从戒备森严的宾馆门外，将他带进去。比如，这回，就由曾经接受过他采访的、当年是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现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周洪宇来接应了一次。
   既然进门很麻烦，他的视野就落在了一群专门游说代表、委员，劝说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写进提案、议案的人身上。两会前夕，他参加了一个罕见病群体寻求人大代表声援的研讨会，并作为消息刊发。两会期间，他寻找到一个游说者和一个人大代表的故事，后者就是周洪宇，他是作为一个主动吸纳民间意见的代表形象出现的，接到稿子后，编辑反馈说：终于有人写游说的事了。（韩福东）

记者是老虎
   一些两会记者的博客中写下这样的经历：科技部部长万钢在记者的前呼后拥下奔到了厕所，万钢一摆手，门一关，几名女记者知难而退，男记者们似乎达成一种默契，不忍打扰记者方便，遂在门口恭候。一两分钟后，我也不再犹豫，推门一进，万钢正在洗手池洗手，好机会！把录音机一开，一声“万部长”，采访开始。外面的记者们一看情形不对，也迅速冲了进来，形成合围之势，霎时厕所里人声鼎沸啊，那叫一个热闹，外面的女记者们也只能干着急。
   眼尖的记者总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周小川行长身材高大，最容易成为记者的目标，每年都被追围，鞋被踩掉时有发生。马凯在执掌发改委时，曾被记者追得在一楼大厅里转一整圈还无法突围，开会迟到。
   去年大部制方案出台后，卫生部长陈竺一出现，上百名记者一拥而上，硬是把陈竺挤走了，没来得及回答一个问题。“第一个提问的人，竟然在问农村的合作医疗而不是大部制。”京华时报的唐骏当时气坏了。他承认，经过长期的堵，挤在前面的往往不是最懂行的记者，而是身体最好的记者。后面的记者也不用问问题，反正记者多，总有人提问，新手还会拉着高官的牌牌看清楚：这位是谁。
   外国媒体找人的本领，往往国内媒体学习的榜样。不过，他们也有走眼的时候，新京报记者徐春柳就曾看到一堆老外记者堵着穿军装的歌唱家李双江来问反分裂法。

   这种追堵式的采访，问者简单粗暴，答者敷衍了事，记者并不喜欢，只是不得已的选择。道琼斯的一名记者说，其实还是因为平时找不到这些部长，希望部长们能更多地平时出来说话。

耐心与智慧
   耐心与智慧，往往决定了人际交流间最后一层膜能不能顺利捅破。上届两会，新京报一位记者为了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马富才，已经堵过几次，都没能采到。大部制方案推出的那天上午，不甘心的她再次来到马富才的房间，当时看到一名记者从房里出来，一问，也是被拒绝了。为了采访，她只能硬着头皮敲门。马富才出来开门，本报这位记者使劲想，怎么样才不会给拒绝，但一时又想不出招，所以没开得了口。而她不开口，马富才虽然知道她开干嘛，但也无从拒绝，所以也没开口。面对这样尴尬的场面，两个人无语了数秒钟。这时，记者灵光一闪，说：“请你吃香蕉”，从包里掏出了当午餐的香蕉，马富才一听笑了，对她说，你进来吧。（徐春柳）

无可奈何娱乐化
    新浪的陈彤在总结两会报道时说，不足之处在于商业媒体报道中娱乐化、偏八卦的成分比往年有所上升，如过分追逐明星代表（娱乐、体育明星），对轰动性提案报道过多，过于炒作，如恢复繁体字、人民币改称中华元等。梁文道评论，全球新闻界苦于资讯娱乐化（infotainment），严肃课题的娱乐化处理会转移受众视线，追求感官效果多于理性思考，把全体公民贬为一群消费者，但中国情况与外国有根本差异，并不是受众厌倦正经议题，而是无从说起。两会新闻的娱乐化、花边化并不是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的问题，“相反地，我相信大部分编辑和记者其实很想认真对待自己的专业责任。”

    整理自2009年3月19日《南方周末》两会专版“两会的第三种力量”

    另附：跑关系？捧领导？代表到底是来干啥的？

       上周我亲眼目睹了一场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就发生在我们系的一个教室里，对垒双方是一位泰国学者和一群泰国学生。

    该学者由于写了一本质疑皇室的书，受到政府威胁，刚流亡到英国。在那天的讲座中，他说，正在泰国发生的是一场内战。一边是代表社会中上层的“黄衫军”——去年因占领曼谷机场而占据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泰国民盟组织；一边是代表穷人、乡下人的“红衫军”，他们拥护他信及其同类，是因为他们扶弱济贫。对了，该学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阶级斗争的另一方是在场的很多泰国学生，他们反驳该教授对黄衫军的指控，尤其不能容忍他对泰国国王的攻击——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位学者写一本书就会被逮捕，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后来讲座组织者告诉我，这些学生很多都是来自泰国精英家庭。对，他们很多人都穿着黄T恤。

    说实话，我花了很久才搞清楚泰国政局是怎么回事。它之所以扑朔迷离，首先是因为有太多变量搅和在一起：皇室、军方、法院、政党、城乡差异、阶级差异……其次是泰国政坛上很多事都是声东击西。比如去年沙马总理被赶下台，直接理由是他主持了一个电视厨艺节目。一个政治家参加一个厨艺节目，值得几千人上街游行吗？当然不是，上帝说，鸡蛋里要有骨头，鸡蛋里就有了骨头。

    后来我还是慢慢搞清了泰国政局的大致脉络。黄衫军是跟以下一些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支持2006年政变、反对他信及其民粹政策、受到法院支持、来自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社会中上层。而红衫军则跟一些相反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来自于农村、教育程度低、厌恶政变、欢迎他信及其民粹政策。

    这样看来，力量对比似乎很明显：黄衫军和经济精英、军方、法院形成联盟，而红衫军只是一群无权无势的乡巴佬而已，胜负一目了然，有什么好斗争的呢？这种推测漏掉了一个细节：红衫军人多。

    人多在民主制度里就具有天然优势。据说泰国70%左右的人口是农民，即使城里底层也是多数。这也是为什么黄衫军虽然声嘶力竭，集会一般也只有几千人；但红衫军振臂一挥，就可以召来8万人。2006年军方赶走他信，没关系，2007年底我们又把支持他信的沙马选上去；2008年9月法院把沙马赶走，没关系，我们又把他信的妹夫颂猜选上去……反正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民主。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低素质的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20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个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无法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就在于在理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

    通过街头政治赖掉民主选举结果，军队和法院一再被政治化，是对程序正义的藐视。这正是黄衫军问题所在。我认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试错，但藐视程序正义则是破坏现代政治的根基。如果民粹主义经济政策是人民群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天要下雨，人民要撞南墙，就随它去吧。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5293

    3月7日的云南代表团开放日的记者提问环节前，工作人员给相熟的记者一份列有问题的采访提纲，并提醒记者按问题序号提问，40分钟的记者会上，所提问题无一涉及云南最受关注的“躲猫猫”事件，只涉及东盟合作、教育改革、生态环境等宣传本省的事项，且回答者准备充分，甚至埋头念稿，一问一答“内定”痕迹明显。

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关于汶川地震相关报道中

涉及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细节的调查结果

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 
 
    近日，有媒体针对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中关于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获救的部分事实提出质疑。为弄清事实、彰显规范，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启动了专门调查，结果如下：

    一、争议点集中在张周凯书记是否说过“救救我，我是张书记”。经查询记者的采访经过及采访记录，报道的消息源来自于救援现场的武警成都指挥学院部分官兵，其中包括直接与张周凯对话的贺一民大校。记者的采访经过显示，这一事实得到了贺一民大校和其他现场武警战士的“交叉印证”，他们分头独立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该事实的叙述基本一致。

    二、有媒体引用沈阳消防的录像并未出现“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以此推断南方周末报道为假。经仔细查证相关人员及多家媒体的报道，当时的救援过程为：武警成都指挥学院发现张周凯及与其对话在前，请沈阳消防赶来支援在后（可参照成都商报、三秦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当时对张周凯获救的报道）。采写北川报道的本报记者认为，“发生在前”的张周凯的求救及贺一民大校与他的对话，不能因“随后赶到”的沈阳消防录像未记录，而予以否定。

    委员会认可记者上述逻辑判断。为慎重起见，于近日专门派人与武警成都指挥学院的贺一民大校进行了核对，贺一民大校再次肯定其真实性，肯定报道所述事实与“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为亲身经历，并补充更为详细的现场情况及与当事人更多对话内容。

    三、《灾后北川残酷一面》发表后不久，《新快报》2008年5月26日针对“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一语对张周凯进行了采访。张周凯并没有对记者否认说过此话，称：“在任何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要是人都会这么说，而说这些话又有什么错？”在同一报道中，与张周凯埋在一起的北川县综治办主任崔代全“明确表示，其实这话也不只张同（周）凯一人说过，在场的他们三人都说过，而说这话只是在向救援人员介绍被埋人员身份而已”。

    四、检“史上最牛官腔”之说本身，非出自《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而系报道在传播中，网友和一些媒体对“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一语的衍生解读。委员会认为，此类衍生，无涉报道本身；报道是对张周凯获救过程的客观记述，未涉及价值评判。

    五、《灾后北川残酷一面》误将“张周凯”写成“张同凯”。

    综上，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认可该报道的消息来源合乎专业标准且值得信赖，质疑方提供的材料在事实和逻辑上不能证明其谬，该报道在真实性上符合职业规范。报道中人名的误写，虽系细节，但亦给专业品质造成瑕疵，提请相关操作者引以为戒，向张周凯和读者表示歉意。

北京大学的报告厅里，听课的是一家报纸的近百名编辑记者。演讲人问：“中国发生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的时候，比如召开‘两会’时，你们看不看报纸？”

“不看！” 记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为什么不看？”

“没劲，没新闻！”记者们又齐声回答。

“那么，你们自己就不能采访有劲、有新闻的稿件吗？”演讲人问。

“‘两会’上大都是讲套话和空话，很少能出新闻。”有人回答。

“你们不能摆脱套话和空话，采写有新闻的新闻吗？”

“不可能，这是体制问题，你难道让我们丢饭碗吗？”很多人回答。

“我从你们这些记者口中听到这样的回答，感到非常失望。”演讲人继续说，“许多报道的失败，有新闻体制本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编辑记者们个人的新闻素质问题。你们不应该把自己在新闻采访写作上的失败归咎到体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