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说实话，看完《南京！》内心是非常失望的，几年前，《无极》被群起而攻的时候，陆川说，现在行内的潜规则是越烂的片越要炒作，可看完电影，我觉得，这一次，陆川替代了陈凯歌。我原本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但看完电影，我的民族情绪却被激发出来。陆川想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是放大日本兵苍白的软弱，还是旌表自愿慰安妇的自我牺牲，抑或介绍日本兵对安全区的仁道？除了此片在废墟的布置、服装的做旧、战争片段的处理和子弹穿透脑壳方面的逼真效果之外，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打动人心的细节，至于前期宣传中对于江一燕等演技的溢美之词，我只能说，当各类媒体齐心协力的时候，它们的影响力确实是无远弗届的。我想说，和那些教会我们憎恨的半真半假的历史教科书一样，这部电影试图“教育”民族主义者超越国界的人道观念的努力也是无力的。我想知道，这部电影，为何能够得到如此铺天盖地的鼓吹，它背后推动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它推动力量的动机和意图是什么？在电影还不能自由表达的境况下，操纵一部电影成功的因素比电影本身更能激发我的好奇心。

    相关链接：

    日本人看《南京！》http://www.infzm.com/content/27956

    电影局副局长：《南京！》经得住历史和现实考验http://news.163.com/09/0430/13/585DF8F000011SM9.html

   一场迎合主流历史观的意淫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066b0100cv9v.html

   一部只有结论的科幻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066b0100cv9v.html

    如果说博客有望作为“个性化新闻”的创作群浮现于互联网之上，那么，在专业媒体一统江湖的过去，就曾经出现过一位个性化新闻的大家，这个人就是法拉奇。
   

    法拉奇18岁弃医从文，对她来说，选择写作的直接动因，就是发表个人的观点，宣泄自己的情感冲动：“如果我不作新闻记者，我不知道我的价值何在？我生来就该当记者，置身于社会时局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自己的语言。苦闷是每个人的伤口，我要呐喊！”她不甘于仅只扮演客观记录者的角色，有时候新闻行业的规约让她感到浑身不自在：“记者必须尊重事实，结果文学冲动就被束缚在新闻原则的紧身衣里。”她不掩饰自己对事实的介入，并且公然地表明这一立场：“每一个采访都是我自己的一个肖像画，是我的想法、气质和耐性的混合物。”“在我每一段记者职业经历里，我都留下我的心和灵魂。我对所见所闻的参与是个人的，对于这些事情我必须采取立场。”

    法拉奇开创了一种以自我为主角的亲历式报道方式，在偶看来，这种模式与今天博客写作的亲历式报道颇为相似：不以其他目击者为主要消息来源，而是将自己的行动作为文章进展的主线，记者本人既是报道者又是话语主体，记者不是采访对象与读者的中介，而是直接对读者说话。这方面屡被提及的典型报道，是她在1968年报道墨西哥学生反政府运动时意外受伤后，接连推出的文章——《奥丽亚娜·法拉奇报道: 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这就是我丢失的那篇文章》, 同时附上了5 张她的相关照片。她写道：“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在这里，她本身成了新闻人物，一个九死一生的主人公，一个惊险小说的主角，读者似乎已经与记者同呼吸共命运。法拉奇能够清楚地掂量出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分量，自我中心主义的亲历式报道为她带来了一大批铁杆读者，她从一个记者演化为一个媒体明星，这样，她在新闻中的出现，就不仅心安理得，而且简直必不可少，“我是一名演员，一个自我中心者。只有把我放入报道中，该报道才是最好的。”在她看来，她的出现是提升新闻作品魅力的一剂重要元素，没有了她的存在，作品反而会趋于暗淡无光、面目平庸。

    在采访提问方面，法拉奇是个不循常规的人。一般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倾向于尽量营造轻松友好的谈话氛围，激发对方倾诉和表达的欲望。同时，避免过于主观的评价令对方不悦或阻塞进一步沟通。然而，这些禁忌都被法拉奇一再突破。面对霍梅尼，她会扯掉伊斯兰长袍令其怒不可遏愤然离去；面对阿拉法特，她与其针锋相对地辩论，最后留下一句狠话：“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良心发现的。但知道那天来到之前，我们最好别见面！”面对闪烁其词的基辛格，她直言不讳：“我从未采访过像您这样能回避所提问题和准确定义的人, 从未采访过像您这样能够从别人探索您的个性的任何企图中保护自己的人。”；面对在她面前打了几个饱嗝的拳王阿里，法拉奇把录音机扔到他身上，扬长而去，称其“像法西斯主义者一样傲慢。”这种咄咄逼人的采访风格，往往给被访者带来不适和终生难忘的尴尬，最典型的是基辛格，他因访谈录的刊登而陷入窘况，不仅遭到尼克松的冷眼，更是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被指过于自大和狂妄。正如有杂志评述的：“在法拉奇采访的世界政要中，很少有人没被她伤害过。”

    对犀利的采访风格，法拉奇有她自己的解释，在她看来，一向善于避实就虚的圆滑政客，见惯了谦恭与顺从，记者只有以质疑者的姿态与之交流，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平等。回忆与霍梅尼的交恶，她曾如是说：“在去采访霍梅尼的时候, 如果是你们中的一位记者去采访肯定会说霍梅尼先生, 对您的接见非常感激, 莫大的荣耀啦, 就会有一种下拜的态度。我是用这么几句话开始的, 用一种有教养的口吻因我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说‘ 霍梅尼先生, 我们知道你是伊朗的新酋长, 新的霸主。’霍梅尼一下子震惊了, 他阴沉地抬起眼睛, 生气地盯着我, 因为他的周围充满恭维, 没有人敢对他说这样的话。我又重复说‘对了, 我说你是新的霸主、霸主。’霍梅尼这时只能对我这个肯定的问话作回答, 他说‘我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霸主。在你作这么一个肯定的结论之前,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 看看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从那时起, 他就对我产生了尊重, 这样我们之间的对话就成为一种很平等的对话。”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法拉奇采取挑战的方式，甚至不惜激怒被访者，是以她超乎常人的控制局面的能力为基础的，一般的记者，当与霍梅尼反目致使其夺门而出时，该怎么做呢？也许会后悔采取了过激的方法，也许会因为霍梅尼的不合作而不能完成任务。但是，法拉奇的做法是：执着地坐在霍梅尼的办公室里，任霍梅尼的儿子磨破嘴皮相劝也不离开，直到霍梅尼将手放在《Alcoran》上，发誓第二天还会接受采访时才肯罢休。

    由于受访对象的特殊性，由于这些人多是权倾一时、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挑战的政客，法拉奇的进攻式的、尖锐的、主观的采访方式对他们构成的刺激和打击，也就可以不必追究。一来，这些人在爬向权势顶峰的过程中已然身经百战，不像普通人那样容易被伤害。二来，敢于公开指责和对抗这些人的记者凤毛麟角，法拉奇因为她大快人心、锋芒毕露的提问而被很多读者视为勇敢无畏的平民英雄。

    法拉奇是一个不愿臣服于客观、公正规则之下的人，她自白：“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自己当作一架只是机械地记录所见所闻的机器。”她的报道中，渗入了大量的主观评价，在《阿里·布托》中，法拉奇这样概括阿里·布托“你愈研究他, 对他就愈捉摸不透、迷惑不解。就像一个在枢轴上转动着的棱柱体, 它的表面始终在变化, 在你看到它的一刹那, 它就在你眼前消失了。正因为如此, 你可以把他说成是各种各样的人物自由主义者或独裁主义者, 法西斯分子或共产党人, 真诚的人或谎话连篇的人, 而每一种人物都是真实的。”对这种做法，向来褒贬不一。《女人与神话》的作者圣·阿里科说：“法拉奇在履行记者之职时, 把太多的个人意见和观点渗人到报道之中, 以至于评论家把她的报道活动与传教士的狂热行为相提并论。”

    从理论上讲，过于鲜明的主观评判是有违客观性原则的，它很可能造成对某个侧面的夸大和极端化，影响读者的个人判断；从被访者的角度看，这种评判，很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解和不公允；而从读者反映来看，这种叙事又未尝不可，既然客观性的目的之一是赢得最大多数读者群的信赖，那么，能够唤起读者热情的法拉奇式报道又为什么不可以存在呢？

    事实上，法拉奇采用主观报道的方式，有她自身的很多特殊因素：首先，法拉奇从来不甘于将自己定位于一个记者，毋宁说，她希望作为一个作家去采访、去沉思和创作。她曾说：“我是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要想理解我的情况，就必须想一想吉卜林、杰克·伦敦和海明威这样的人。他们的职业是记者，但与其说他们是记者，不如说他们是新闻界借去的作家。”显然，对自己作家身份的确认，使她可以跳脱出新闻操作规范的束缚，而更加信马由缰。其次，1967年后的法拉奇已经成为一个不再隶属于任何媒体的自由记者，她只提供稿件，而签约媒体将怎样采用，则是它们自己的自由。自由记者的身份，为她进一步摆脱组织内新闻报道规则的约束创造了可能。第三，法拉奇的新闻作品既受到欧洲“评论取向的新闻业”的影响（关于这种新闻业国内还很缺乏研究），又践行着当时盛行的美国“新新闻业”写作方式的探索，后者对读者审美愉悦的强调，使很多作者一度采用了小说的拟人、比喻、个人情感渗透等手法，使作品浸染了更多作者本人的气息。

    无论从采访的极端方式，还是从写作的主观浸入来谈，法拉奇都是很难复制的；她在童年的血雨腥风中锻造的刚强意志和非凡勇气，她面对强权时的不屈和机智，非一般人所能具备；她因犀利的新闻报道和杰出的文学作品而获得的广泛知名度，成为与各国政要平等沟通的重要资本，也使后者在饱受刁难后仍不敢轻易怠慢；她作者和记者兼具的双重身份，为淋漓尽致的个人评述提供了理由；她采访对象的特权身份，使她免受“不尊重采访对象”指摘。法拉奇是独特的，法拉奇的风格与方式也许只能属于法拉奇。

        汶川大地震中，四川村名吴加芳将妻子绑在背上用摩托车载回家的照片，被华裔摄影师沈祺徕无意中拍到，经英国3家媒体刊登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强烈关注，无数读者被吴加芳的故事打动，他也随即成为地震中给亲人以尊严的情义男的代表。

    然而，2009年2月成都电视台《真相30分》的一期名为《吴加芳：情义男还是绝义人？》的节目却爆料：吴加芳“背妻”其实是受娘家人逼迫，他是一个常与妻子闹离婚、不肯赡养亲生父亲的男人。在这档节目中，揭露“真相”的一位与吴加芳同村的中年妇女以确定的语气大声说：“是他死了的婆娘的兄弟硬要他背的”。还有人说，因为吴加芳不赡养自己的父亲，村民们都不愿意帮他，出于无奈，他才一人把石华琼背了回来。众村民口中的吴加芳不仅人品差，人缘也差。

    这期节目中没有出现吴加芳本人和他妻子的娘家人，当很多读者被“真相”震撼而感到被愚弄时，《青年周末》的记者踏上路途，继续追踪。

    记者首先找到了处于议论中心的吴加芳，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漩涡中的新闻主角眼下正在忙着盖新房，并且对有关他的议论很不屑，他说，自己是自愿背妻子的。地震时乱七八糟的，人家都在各顾各，他并没有请其他村民帮忙。不过，他也承认自己并没有尽到赡养父亲的义务。他说，自从他和亡妻石华琼谈恋爱开始，父亲就对他很不好。

    而关于吴加芳是在娘家人逼迫下背妻子的说法，也在妻子娘家人那里被反驳，吴加芳亡妻的大哥和父亲都表示，吴加芳对自己的妻子很不错，平时都是吴加芳做家务活儿。这个女婿逢年过节也都会来看望他们，不喝酒，懂礼数。

    既然如此，《真相30分》中的内容又是怎么来的呢？该片编导介绍，采访的动因是源自网上一名自称“老家和吴加芳同一村子”的网友的帖子：“他在我们那块的口碑差得不行了……他背妻子回家是被妻子几个兄弟逼着做的。”该网友还称，吴加芳不赡养自己的父亲，被父亲告上法庭。《真相30分》的记者随后前往吴加芳所在的村子进行实地调查，在那里，村名们七嘴八舌的、都说是娘家人逼他去背的。但是，这种说法究竟是以讹传讹还是亲眼所见呢？该片记者也承认，自己没有找到在现场目击事件的人。事实上，与《真相30分》一同采访的还有《成都商报》的记者王蓟，她在结束了第一天的采访后，没有像《真相30分》那样打道回府，而是感觉很不全面，在第二天采访了吴加芳的娘家人，给出了比较平衡的说法。后来，《真相30分》又跟进采访了娘家人，但此时，吴加芳已经因为他们的报道而声名狼藉了。

    对于是否应该将吴加芳的故事提升到那么典型的高度，也有不同的看法。

    名为《给妻子最后的尊严》的这张照片，最初发表在一份英国的报纸上，拍摄者沈祺徕给出的图片说明是：“一个男人用一辆摩托车载上了他在大地震中失去的妻子。” 接下来的两天，照片出现在两份英国报纸的头版，其中一张写了这样的说明：“一名中国男子将他在地震中失去的妻子带去安葬，给了她最后的尊严。”

    但是，事件受到国内媒体的蜂拥采访后，“地震中最有情义的丈夫”、“嫁人就嫁吴加芳”等说法也应运而生，并越传越广。吴加芳自己觉得，当初把老婆背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爱情、情谊等高尚的词汇，“我只想到老婆遇难，去把她背回来，是我一个男人应该做的。”“说实在的，记者第一次找到我时，就对我有一个好高的评价，他就说你好伟大，如何如何。当时我就有点吃惊，我说自己只是做了对得起老婆的事情，说不上什么伟大。”

    吴加芳的故事的确真实感人，但是，他成为情深意重的亡者家属典型，是否是急于寻找题材和人物，以迎合政府宣传口径和导向的媒体加工的结果呢？这个故事的新闻价值，到底是不是被高估和夸大了呢？　　

    “这确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他把妻子背回来葬在自家门口，还是能表现出那种很普通、也很感人的情感。”中央电视台《铭记》曾做过一期吴加芳的节目，名为《带你回家》，编导金辉否认对吴加芳背妻进行了渲染。

    在一些关于吴加芳的报道中，他被描述成一个天天守候妻子的丈夫，而他已经再婚的事实，却未被提及。《成都商报》的记者王蓟则认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朴实的小人物，不应该被媒体这样弄来弄去。”

     从一开始的蜂拥而上倾情渲染，使一个小人物光芒四射，到之后未及平衡采访就仓促成片，掀起新的风浪，砸碎“神话”，使其陷入众生谴责而声名扫地。吴加芳其实是无数个不幸被媒体选中再经追捧、美化、贬抑、还原全过程的平凡人的缩影。

    相关报道《青年周末》追寻真相http://msn.ynet.com/view.jsp?oid=48736467&pageno=1

    新华社肖春飞写的报道《一个中国农民的爱情：把亡妻绑在背上载她回家》

   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wxdz/2008-06/17/content_15832561.htm

       情人节那天LG出差，一整天，偶窝在家里阅读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的回忆录。黄昏时分，打开CRI，听到主持人说了一句“情人节，令无数人无语凝噎。”心有戚戚焉。情人，在偶看来，大概指的是，确定了恋爱关系而没有结婚的男女。这样，相当多排除在这个标准之外而未能享受相应待遇的人在这一天无疑是非常尴尬且苦闷的。法拉奇当年问阿拉法特为何不结婚，他大致回答说，他已经跟巴勒斯坦结了婚。如果某人问情人节偶的情人是谁，偶只能凄惨地回答，偶的情人是彼得·阿内特——Am i mad?
  

    情人节，无聊的人都变成了小沈阳，一则短信疯狂流传：“情人节其实可短暂了，手一拉一松，一个情人没了嚎，手再一拉不松开，一堆情人没了嚎。人生最痛苦的事儿是啥知道嘛？就是情人节没有情人和你一起过，人生最最痛苦的事儿是啥知道嘛？就是情人节所有情人都找你过，嚎？情人节最痛苦的事情是啥知道嘛？就是过节了礼物没准备。情人节最最痛苦的事儿是啥知道嘛？就是礼物准备了，没情人过节。最最最痛苦的是啥，知道不？就是礼物准备了，情人也有了，却被老婆发现了，嚎？”偶赋闲之余，也参与了传播这则短信的疯狂活动。
   

    情人节的第二天，偶去上英语课，逢人便问昨天过得咋样。Liz老师说，昨天没一个人来上课，我说You know we enjoyed the Valentine's Day yesterday，实属睁眼说瞎话。Liz看到没有学生，就去帮她的一个朋友修电脑了。偶知道她此刻处于男友短缺的空巢期，有一次前男友来电话时她那龇牙咧嘴怒目圆睁的狰狞面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放下恨，大概就是不能停止怀念吧，这家伙近来一直失眠，也许是失恋后心绪难平；天蝎座的Jian一向雄心勃勃，情人节前，他那丧心病狂的西门子黑心老板要求他加班，作为bachelor的他自然责无旁贷，在办公室度过了一个既特别又有意义的节日。回家后，他观看了中央6台Jay Chou导演的《不能说的秘密》，从不热爱电影的他也深受感动；Mandy是个19岁的在校大学生，因为长得可爱，被父母严密呵护，至今没有初恋。情人节前，Liz苦口婆心对她进行了防范QQ和MSN色狼的再教育，包括不要用自己的出生年月作为地址、不要说自己没谈过恋爱云云；学习顾问Phebe有过但目前暂时没有男友，因为周末上班，她的情人节在英语学校度过，回家后，她观看了一个关于周恩来总理的纪录片，并于第二天给我讲述了两个反映周总理外交智慧的生动实例。政治故事放在情人节，实在是——Cool；哦，还有Mamphiss,他对初恋女友一直难以释怀，不过最近正在密切观察和寻觅新的情人，呵呵，或许他的情人节才是实至名归。

    人们喜欢将《梅兰芳》与《霸王别姬》比，大概是因为题材上的相近。不过，偶以为，《梅兰芳》与《和你在一起》的神似却更多：都有一些片段让人潸然泪下，也有部分情节别扭牵强；都在刻意升华精神的层次，以图驱散世俗的烟尘突出超拔的追求；都是主题先行——围绕主题而不是人物性格编织故事，让情节成为主题的附庸，最后把电影拍成了论文——图解某种导演和编剧心目中的哲理，故事和情感的张力随之丧失，整个电影没有多少深刻可以回味和感慨。

    陈凯歌在上映前期的答记者问中一再表达他对梅兰芳的概括：被绑架的人生。除了使用了“绑架”这个稍显新颖的词汇之外，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它不过是卢梭那句“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现代中国版本而已。这句话，可以广泛地运用到几乎每个人身上。如果因循这句话，所有的传记影片，大概都可以制造成类似的故事。“纸枷锁”这个意向从始至终都似乎是费尽心思附着在故事之中的，它是故事的一个多余配件，而不是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之所以存在，主要的目的是给这个略显苍白、冗长而空洞的故事提升一个认识的高度，以印证“被绑架的人生”这一“核心思想”。

    一部好的电影是会自己说话的，它能给予观众广阔的解读空间而不是单一的结论。《梅兰芳》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相反，它让喜欢沉思和发掘意义的观众在寻求独特的思索时，感觉资源贫乏捉襟见肘。陈凯歌不需要对《霸王别姬》做总结性发言，因为电影本身蕴藏着多种层次的意涵，但是，陈凯歌不能不给《梅兰芳》一个调子，就像张艺谋当年解读《英雄》的最后一个镜头一样。

    国外的一些传记电影，常常令人肝肠寸断久久难忘，偶最近记忆犹深的是表现法国歌后Edith Piaf的《玫瑰人生》。可是，国内的传记电影，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传主进行了抬高和净化处理，以至于人物本身与其真实经历已无多大瓜葛。这其中，伟大人物的家属们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我们的民族有一种见微知著的思维习惯，总是将某个知名家人的公开形象，上升到家族荣辱的高度，否则，各种官司便纷纭不休，这不免让编剧和导演左右为难。梅葆玖对这部电影的多次高度赞扬，是否反衬了梅家在其中的强势影响呢？陈凯歌曾表示：既然梅家那么开明，就更要把故事编得洁净。结果，梅兰芳与孟小冬的一波三折、胜似戏剧的真实故事，就变成了纯洁无力的完全虚构。梅兰芳性格中的懦弱、退让和优柔寡断便完全失踪。日据时期蓄须明志的段落，被无节制地延展。这个无瑕的《梅兰芳》是那个梅兰芳吗？也许，《梅兰芳》更像陈凯歌自己，而他，才是真正被绑架的那个。

         当年牟定“打狗风暴”引发的国际批评言犹在耳，无锡公安又开始炫耀一身价格不菲的打狗行头，甚至登上了新浪网新闻频道的主打图片位置，想必新浪网也是想让这种政府的不智行为，得到一个公开示众的场所。

    一个不懂得爱护动物的政府，何以保护人民；一个连抓狗都要使用如此重型装备的公安部门，何以让人民确信它打击不法集团的能力；一个打狗行动都要如此奢侈的部门，如何令人相信它不会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

    在此，觉得实在有必要将当年牟定打狗风暴中媒体的诸多评论加以重温，以反对无锡政府简单幼稚的管理举措和侵犯私人财产的“勇猛作风”。

    美联社报道：

    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中国法律学者以及动物权利保护者谴责这一行为残酷血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则表示，重点更多地应该被放在预防上。

   “捕杀这些狗显示了政府官员在预防疯狗病上的失职”，中国政法委员会属下的刊物法制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宠物在中国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国政府必须以理性和人道的方式来对这一现象进行管理”，国际动物福利基金北京办事处主任何杰夫（Jeff He,音译）在一封寄给牟定县政府的抗议信中表示。“这种极端的行为只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洛杉矶时报报道：

    今年是中国的狗年，而属狗在中国人眼中是吉利的，无数中国年轻夫妇都选择在狗年生下小孩，以求为子女带来好运。但是，在中国，狗并不一直被当作人类最好的朋友来对待。

    检察官杨涛在信息时报发表文章指出：

    被打的狗绝大多数都是有主的狗，也就是意味着这些狗都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各国宪法都给予了充分的保障，即“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从这个角度讲，将公安、检察、法院的人员抽调到打狗队，必将损害公民公正地寻求司法保护，堵塞公民合法救济的途径。

     从法律角度上看，这种打狗行动的合法性让人质疑。这些狗是狗主人的私有财产，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无权未经许可，不经司法程序剥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而就报道来看，全国很多地方的打狗行动，都是采取上街看到狗就捧杀的方式，就是对狗主人私有财产的粗暴剥夺。更何况，对很多狗主人来说，狗不仅仅是私有财产，更是他们有生命的夥伴和家庭成员。 简单的致死处理，是懒政，是领导头脑简单的产物。那甚至都说不上是行政行为，而是在虐杀动物。

   本次实名制所涉及的35家网站，是日均页面浏览量在30万以上的门户网站和日均页面浏览量在20万以上的媒体网站。其中，韩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商业性门户网站DAUM和NAVER将率先执行。其他网站将在7月27日前实施。

    网络实名制是依据韩国将于7月27日生效的《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而制定的，政府将对违规网站处以最高3000万韩元(约930韩元兑换1美元)的罚金。根据该法，今后韩国网站如果不主动屏蔽有关淫秽、违法和涉嫌诋毁他人名誉的网络文章和影像资料等，将要对由这些不良信息引发的纠纷负相关法律责任。   

   为便于网络运营商和使用者适应这一新规定，同时保护网络信息发布者的隐私，韩国信息通信部允许网民在通过身份验证后，用代号等替代自己的真实姓名在网上发布信息。同时，信息通信部还计划在网上发放宣传手册，指导网民进行身份验证。

   韩国信息通信部还将通过伦理委员会对网络信息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信息通信部还计划建立网络名誉纠纷调解部，专门处理网络名誉侵权行为。

   这一新闻偶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理解：

   1、韩国实名制尚处于试行阶段，本次仅在35家网站范围内实施，并非在全国所有网站中普及。

   2、韩国是实行法治的民主国家，实名制一方面便于防范不良信息在网络中的蔓延，另一方面，实名制的实行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配套了比较完善的相关部门如伦理委员会、名誉纠纷调解部，便于根据具体的网上侵权行为进行符合网络传播特点的责任认定。

   3、这种实名制是后台实名，即在注册登陆时用真实身份信息，但在前台发帖时可用代号替代真实姓名。

   4、中国若实行网络实名，需要考虑的两个不同于韩国的国情问题是：1）中国缺乏象韩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的公共表达渠道，因此，中国民众高度依赖于网络所建立的匿名公共表达空间，如果对这样的公共空间实行实名，可能堵塞为数不多的言论通道。2）中国尚未建立完全法治的社会环境。公民在发表“敏感”言论之后，有可能遭到来自政府的不当宰制，威胁公民权利。

   5、各国目前都倾向于让网络服务商对不良信息的传播负有更大责任。本新闻中“今后韩国网站如果不主动屏蔽有关淫秽、违法和涉嫌诋毁他人名誉的网络文章和影像资料等，将要对由这些不良信息引发的纠纷负相关法律责任。 ”的表述，即是要求网络服务商在发现明显违法的信息时及时移除或屏蔽，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2007年8月21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由十多家知名博客服务商签署的《博客服务自律公约》也是本着相同的原则，要求网民在该网站注册博客时必须同意内置了服务商监督信息责任条款的协议，这样就相当于，博客在注册时已赋予服务商督促改正、删除不良信息，甚至停止博客服务的权力。

       下午，在媒体的同学发来短信，询问我人大一个叫方刚的博士的电话，我才知道，原来，最近人大社会学系的博士方刚，因为进行男性性工作者的研究而在一个夜总会卧底两个月，随之，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于是，给一个社会学系的同学发短信询问，才知道方刚正是她的师弟，但并未提供他的联系方式。于是，上网查询了相关报道，阅读中，发现晨报的一篇深度文章，除了其中两段内容完全照搬河南商报的报道外，还有几个地方的事实颇值得怀疑，列在此处：

    文中称“日前，记者通过对北大、人大、吉大等7所高校文理科博士生调查发现，由于今年以来国家对博士论文的原创性要求提高，因此许多博士生无法按期完成论文，不少博士生选择推迟答辩。”——文中记者真正引用的博士生仅两个，可以推断记者采访到的博士生不会超过10个，如此小范围的访问，记者却表述为“对北大、人大等7所高校文理科博士生调查发现”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夸大。

    “刘薇告诉记者，她们班有好多同学论文选题推翻过至少三次，有时甚至十次推翻选题，主要因为一段时间研究后发现无法做深。”——在学校读博时候，确实听说有人的论文题被两次三番的推翻，但竟有人十次推翻选题，不是偶太孤陋寡闻，就是记者夸大其词。

    “采访中有六位社会学者明确表示，方刚无论是以“性社会学者”还是以“青年性学者”的身份，“驻扎”进夜总会体验生活，都不妥当。他们认为，“对口研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未必非要“赤膊上阵”。”——这六位学者是哪里的？他们是否权威呢？学者一向是有着鲜明的主见的，文中的陈述中似乎六位学者众口一词，很令人怀疑其真实性。

     通篇读完，感觉记者非常急于找到哗众取宠的猛料，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报道中一些事实的准确性恐怕就很难保证了。除了事实交代不清令人起疑之外，从方刚本人的反馈来看，记者没有履行事先承诺的稿件审看程序，结果导致了一些细节失误。

    “‘老方做性研究都10多年了，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尽管容易引起别人议论，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这就是他的工作。‘妻子告诉记者”——方刚反驳说，妻子从来不这样称呼自己。

    “在交谈中，记者表示想采访他的导师、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这让方刚面露难色。”——采访中方刚要求不透露导师姓名，但记者还是违背了诺言。

    “‘这一辈子就它了，以后打死也不再写了。’方刚自言自语道。”——方刚称这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竟被当作“未来计划”提及。

    附：方刚于12月13日写的一篇批评文章：《<北京晨报>某记者：你应该信守承诺的》 

             方刚博客   

     最近知道，互联网上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的网站“世纪中国”由于其一向以来作为危险思想滋生地的角色而终于遭遇了被关闭的命运。这对偶这等喜欢独辟蹊径搜刮新闻背后的新闻的网民来说不啻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偶等互联网爱好者一直企盼凭借网络对言论和行为的更佳宽容度能够将其刻画为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集散地，现在看来这里的虚拟水土也同样不适于与politic有关的话语生存。这样一种逼仄的freedom旨在鼓励更多的关于吃喝拉撒睡的文字在网络疆场上驰骋，于是中国的博客江湖尽管越来越多地容纳着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思想的电子版，但是普罗大众的博客还是势不可挡地走向与公共政治无关的个人生活乐趣的滋长。互联网的地理疆界从来都是明晰的，在我们这里的虚拟公共领域中，私人体验家长里短将占据主流绵延不绝，这种生活政治的繁荣与西方国家可以说殊途同归。有些胸怀大志的博外人常说俺们的博客乃是性、谎言、木子美等的温床，认为此地是低级趣味无病呻吟的地方，他不了解这并非博客所欲而是国情使然。不过俺觉得，越是在中国，越是要对那些鼓励人民表达的东西大声倡导，虽然有些话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说，但它至少培育和保留了在可以的范围内说话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发展对于民主也许是最紧要最根本的。你说对吗？

    先前在民族文化宫听过一次现场相声，惊奇地发现，舞台上的相声原来比电视上的好看多了。思忖一番，感觉是电视的“净化处理”把相声伤了：试想，如果开个玩笑都担负着政治使命，那谁还有心情说笑呢？相声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一开始歌功颂德，观众就只好转换频道了。
   

    台湾的相声在戏剧博士赖声川的改造之下，奇迹般地复苏，但大陆的相声却是日薄西山之象。Why?今天无意中看到三联周刊的一篇文章《郭德纲：一个被夸大的相声现象》http://www.lifeweek.com.cn/2006-02-03/0000114401.shtml，才知道， 原来相声的没落有着复杂的原因。简要概括之，大概是以下这些：
    

    首先是相声传统的传承出了问题。相声的传统段子1000多种，采用的是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但是，建国后这种土习俗不能依照过去的线索延续，因而，损害了相声的继承。大量的段子没有传人，过去的好传统也随之消声匿迹。
   

    其次是相声圈里的“欺行霸市”。这大概也是一种非正常的“赢者通吃”吧——有背景、有人脉的腕儿们把持了相声界的“门脸儿”，这些人在形形色色的晚会活动中，成为圈儿里的头面人物，他们的绝活儿不在专业技术，而在人际关系，隐藏在背后的，是“道上的规矩”对人才的排挤打压。这一点，偶也略有一点感触，比如，偶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某位“子以父贵”的某先生，从小到大他的身影总是不甘寂寞地活跃在我们的视野中，但是，偶似乎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段像样的相声，也没听他唱过一段像样的京剧。经我观察，他的相声有个特点，就是很少有完整地表演，而是常常在晚会串场的时候用于插科打诨，在不了了之中结束。父辈的光环，可以成为儿孙一生的饭碗，这大概也是相声界比较独特的现象吧，反正，偶经常看到上述的那位堂而皇之、正襟危坐在相声大赛的评委席上，俨然一个资深业内人士。呵呵，胆子大，名气就大。   

    第三，相声界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很多人半路出家学艺不精。有的相声演员原先是厨子、木匠、瓦匠、电工，会的段子不多，只靠有限的能耐过活。对很多人来说，相声是出名的工具，是生存的技术，而独独不是真心喜爱的东西，自然，很少有人能执着地挖掘和精进它。
   

    第四，电视扭曲了相声的原生态，使其精髓不能充分表达。有些相声段子三四十分钟，但是，到电视上掐头去尾变成几分钟，自然面目全非。再者，电视的内容过滤将很多好段子排除在屏幕之外，结果，大量精华都只能出现在受众范围非常有限的民间演出中，绝大多数观众难得一见。其实，电视的视觉优势，本身就决定了它无法为听觉符号为主的相声提供足够的表演空间，但可怕的是，由于电视侵占了人们娱乐的时间，那些源汁原味的现场相声陷入了艰难的生存境地，这实质上损害了相声发展的土壤。
   

    郭德纲是不可多得的相声演员，他掌握多种与相声相关的曲艺技巧，熟悉大量的传统段子，并且发自内心地喜欢和热爱相声，他有着依照听众的阶层而即兴改变台词的本领，这些深湛的技艺恐非平庸之辈所能效法。郭德纲并不是一个颠覆者，但是，他兢兢业业地复苏着传统相声本身的魅力。他跟赖声川，一个是返回传统，一个是融入现代，殊途同归。不过，我有点担心，他这条回归之途或许更为崎岖。

    娱乐圈被新浪圈地，搜狐另辟蹊径在媒体圈开发用户。今天上网，发现搜狐出现了不少总编博客。一定是网站热情相邀，总编们欣然接受。打开一看，发现大量的博客都是“白板”一张，只有张延平和吴海明的算是写得用心。是啊，日理万机、形容枯镐的总编们何来这份心情呢。

    实名的总编博客是个尴尬，于公于私都难以处理：写出私人的流水帐，会被别人疑心境界太低，与地位不相匹配；写出公共传播的东西，自己实际上扮演的是媒体的形象代言人，下笔必要慎之又慎、仔细斟酌，还要小心一不留神泄露了机密。此中分寸十分微妙，因此，总编博客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东东：大会小会上的发言稿。妙哉，这正是他们最擅长写的文体呀。

    不过，偶觉得，一个总编在博客上的表现，也多少能反映出他对新技术的敏感程度，进而，也是他眼光和素养的体现。追求和探索新异的事物是媒体的天职，媒体的总编自然应该有接受、拥抱和投身新生事物的热情，在博客如火如荼的今天，总编们四平八稳，泰山崩于前还不变色，我不知这是气宇不凡，还是痴呆傻笨。依偶看，做一个像样的公共博客，不仅对总编来说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不仅是提升自己的形象，而且是塑造媒体的品牌。就算是总编们没有这样志存高远的想法，那么作为一介凡夫俗子，在博客里记录自己的生活感悟又何妨呢？写写自己的阅读体会或是思想评论又怎样呢？如果一个人的博客索然寡味，我不相信他办的媒体妙趣横生；如果一个人忙得没时间思索、没时间记录，我也不相信他在现实世界能有多大的作为。当然了，很可能总编们觉得用真名写博客禁忌太多，而隐姓埋名地徜徉于博客世界呢。呵呵，但愿会是这样的。

    早上听说了《新京报》高层被全部撤换的消息，这不啻为宣告新京报的末日来临，无论如何，对于北京的报界，这都是一件无限悲哀的事。

     对新京报向来是有好感的，抛却它不太乐观的经营状况不谈，这个报纸的品质在京城报界实属上乘。看新京主要是看它的评论版和副刊版，它的副刊上有很多新锐的文化报道，我最初知道博客就是来自它，所以，因为博客的缘故，也要对这份报保持留恋。

    在宣传控制最为严格的地方，新京报是唯一让我能够明显感到报人精神的报纸，这是来自它的母报《南方都市报》的传承，虽然有时未免锋芒毕露，但报人的执拗、激情也蕴涵于这锋芒之中，在报人日渐蜕变为商人政客的今天，锋芒应该是一个珍贵的褒义词。

    程益中和杨斌都是张狂的人，报纸成于张狂，也败于张狂。这是中国报纸的宿命。新京报的倒塌，会让更多粗制滥造的报纸苟活得更久，我想这是读者的不幸。当然，对于供职于其他北京都市报的报人来说，敌人的败北，自然是可喜可贺的。不过，有良知的报人，即使在这种短暂的额手相庆中，也多少会领略一些苦涩的滋味和不详的预感。

    新京百名员工罢工抗议http://news8.thdo.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560000/newsid_4568700/4568704.s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