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来自：keso的“对牛乱弹琴”

      三年前，也就是2005年1月6日到2月10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盛大和它的关联公司在二级市场接连暗中出手，共秘密购入9,821,765股新浪股票，占新浪发行股份的19.5%。2月18日，盛大向SEC提交报告，正式披露有关交易信息（2月18日是盛大披露消息的日子，而不是动手收购新浪股票的日子，所以这个故事完全不是盛大总裁唐骏所讲述的那个娱乐版本）。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这件事立刻在当时的中国互联网上炸开了锅。

   不久，新浪抛出“毒丸计划”，阻止了陈天桥继续购入新浪股票，并在后来的股东大会上，成功打破了陈天桥入主新浪董事会的企图。操盘此事的，正是时任新浪CFO的曹国伟。后来盛大受挫IPTV战略急等钱用，只能陆续转手新浪股票，整个偷袭行动最终得到的，仅仅是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收益。而新浪，则在几个小股东和内部人的掌控下，玩儿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

   三年前，我是新浪的坚定支持者，我把盛大收购新浪的行动，比作Playboy控股《纽约时报》。三年后，重新审视这两家公司，我发现，盛大命途坎坷，但却在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家手上。新浪顺风顺水，但却在一帮擅打小算盘的人手上。

   新浪股权分散，没有大股东，只有当权者。盛大收购新浪股票时，新浪最大股东四通公司也仅持有不足5%的新浪股份。但新浪的无主状态，却成为当权者以小搏大，从新浪身上揩油的便利条件。5%就足以撬动100%的利益，何乐不为？如果新浪是一头奶牛，那么扑在新浪身上的，都是来喝奶的，没人在乎它的奶水何时枯竭，没人会去喂它草，更不会有人考虑开辟新的草场，培育新的奶牛。新浪的未来？与我何干。像奥运会这种事，到底是企业借势成长壮大的绝佳外部条件，还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绝好历史机遇？

   没错，今年中国互联网广告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而且这增长也主要会发生在门户网站上。但别忘了，奥运会只有17天。当希望全被寄托在这17天，我看到的是更大的绝望。就像在股票市场，每个人都认为，政府不会让股市给奥运会甩脸子。是不是奥运会闭幕那天就是世界末日？

     马云说：“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财务官当CEO有问题，财务官的职业是检查，是控制，所以财务官当CEO会缺乏远见”。这话算不上真理，但却不无道理。现在，你看不到新浪有任何着眼3年、5年后的战略投入和宏观布局，你也看不到任何执着基础上的创新。这头奶牛有还算丰富的奶水，足够吃上两三年，这就够了。

   三年前，新浪仍称得上中国互联网第一品牌，今天，它正在从二流向三流滑下去。假如三年前陈天桥成功入主了新浪，别的不好说，但有一点我确信，新浪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吃山空，肯定不会自甘沉沦却心安理得。三年前，对于新浪给与董事会高管的期权奖励计划，盛大作为大股东曾经很不给面子地不予支持。如此看来，新浪董事会当初拒绝盛大收购，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个人利益、而非股东利益的需要，一旦盛大收购成真，CEO独享86%奖励期权的“惯例”就很难延续。但是，如果想走得更远，新浪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所有者。

   做媒体的Yahoo!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因为有个长势更良好的Google可以跟它比。同样做媒体的新浪却仍然很滋润，因为没人拿长势更良好的百度跟它比。当然，百度没有像Google那样改变互联网广告的整体格局，也给遍地丛生的门户们留出了足够的机会。

命运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死于战场，死于旅途，还是死于汹涌波涛之中？
邻近的幽谷，
是否会收纳我那冰冻的尸灰？

   

         回忆往事的叙述，总是让人迷恋。前面部分的《普宁》舒缓平白、低沉感伤，直到结尾，我才明白朋友为何力荐这位作者——纳博科夫。结尾忽然插入的是旁观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原来他正是普宁前往温代尔学院的引荐者和庇护人，他以一个与普宁结识多年的故旧身份，借助几次相逢中闪回的片段，平静地概括了普宁的一生，补充了人们关于普宁身份的诸多疑问。这段叙述通过视角变换，跳出普宁本人，从“客观”的角度陈述了一个别人眼中的普宁，这与前边读者通过第三人称感同身受到的普宁形成强烈反差，互为补充。一个自傲、孤僻、满腹经纶、唐突怪异的知识分子，他在现实世界中被排挤、被嘲笑、微不足道的悲剧性的一面被呈现出来。每一个人，对他自己而言，都是最神圣的存在，他常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凡响，自己那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苦痛，他的每一次跨越和每一次被他人认可的发现，他的流亡、安顿、欣悦和追忆，独一无二。然而，对于这整个的世界和一个无关紧要的相识而言，这个人的有无其实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他只是一个匆促而过的身影，一个命运可能随时被权势改变的笑料，一个不可救药不识时务的可怜人。结尾是这部小说最奇绝之处，它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陡然丰富，人物性格更趋复杂。它饱含沧桑，看似平淡无奇却叫人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正是它的存在，成就了这部小说的卓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普宁》，梅绍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胡佛研究院是美国顶尖的智库之一，该院以微缩胶片方式，收藏了国民党自1894兴中会创立至2000年的所有党史资料。2005年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妻子蒋方智怡同意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将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由于大量的中共、国民党、中国名人档案保存在胡佛档案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已移至美国。专家认为，胡佛“近代中国文档”的开放，足以改写近代中国历史。已经开放的蒋介石1945年以前的日记，也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蒋介石。

    关于蒋介石的日记是否可信的问题，国内的权威杨天石认为，日记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一个人怎么可能连续55年每天写假日记呢？而况这些日记不仅蒋生前没有公布，现在的开放也是蒋介石家属在屡屡动员下拿出来的。当然，真实不能与正确划等号，也不能认为蒋日记中的每句话都是对的。通过对日记的研究，专家得出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蒋介石最初是广东陈炯明部队中的一个参谋长，官阶资历均不能跟许崇智、陈炯明等相比，但他在短短10年之内跃升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和军事统率，凌驾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之上，有何深层原因呢？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蒋是同盟会中极少数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人，无论谁主政都要仰仗他的长才，另一方面与他对孙中山的特殊情结有关。1912年蒋介石刺杀了光复会的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的最主要政敌，做了孙中山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但他定心有所感。”。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蒋介石赶到“永丰舰”陪伴孙中山，孙说，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蒋早已是孙属意的接班人选。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开始培养嫡系部队。当时军校根本没有枪，蒋介石托朋友借了500条枪，蒋在演讲中总是说：“我是靠500条枪起家的”，就是这个缘故。那时蒋介石和廖仲恺几乎每天都商量如何筹款，有一次实在没办法就找汪精卫的太太借钱，并特意言明利息加倍。

    蒋不是军阀，具有那些盘踞一方彼此内斗的军阀所没有的眼界和见识,他关心中国问题，经常在日记中讨论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问题，更有现代意识。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权力时，整个国民政府处在分裂状态，汪精卫和孙科在武汉，胡汉民在广州，冯玉祥、阎锡山在北方，瓜分了部分权力。蒋介石依靠哈佛毕业的宋子文和耶鲁毕业的孔翔熙成功地稳定了财政，争取到了实力雄厚的江浙商界的支持，因而很快在较量中胜出，通过北伐战争最终掌握了政权。宋子文才华横溢，整个国民政府的财务系统由他一手建成。当年，为了争取财团的支持，宋子文说服蒋介石承受了各个“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发行的、事实上信用已经完全破产的债券，不断找有势力的工商界谈判，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承认这些债券，而且会分期付款，部分、折价或延后偿还。本来拿不到任何回报的工商界比较了各种势力的政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接受了这些政策，蒋介石也从而得到了支持。

    蒋介石早年是国民党左派，他学习俄文，也读过一些马列著作及共产主义书籍。1923年，蒋介石率孙中山派出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他看到了苏联的缺点，也看到了苏联的问题，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野心。到了12月，他说共产主义虽好，但不适合今日之中国。记录他这一思想转变的完整过程的日记写于1924年，但这些日记不幸遗失，蒋还曾怀疑是中共偷走了这些日记。

    蒋介石一直认为中日军力对比悬殊，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有“三日亡国”论，认为两国一旦交战，日军将在三日内占领中国沿海地区。九·一八事件后他更加确信“中日必有一战”。蒋认为中日开战，中国绝无短期内取胜可能，因此需要一方面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30年代初，宋子文主张中国应当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结盟，以遏制日军的军事扩张。但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蒋和许多国民党高官一样，热衷“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幽禁张学良长达大半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共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最终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这使蒋终身不能原谅张学良。

    日记记载，蒋介石年轻时好斗好色，但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改掉了这一毛病，坚持写日记修身养性。蒋在日记中常以“三妹”、“爱妻”等蜜语称宋美龄。1929年，蒋的领袖地位尚不稳固，一刺客潜入卧室行刺，被蒋一声大喝吓跑，但导致宋美龄受惊吓小产，此后再未生育。蒋介石非常伤心，连续数天在日记中提及此事。抗战局势凶险，蒋多次劝说宋美龄躲避到安全地区，但宋美龄坚持与蒋生死与共，蒋极为感动，在日记中写道“吾妻爱情甚笃”、“吾妻与余协助之功实更大”。

    蒋介石的一本手抄本《圣经》也首次曝光，其中有蒋多处眉批。因岳母笃信基督，临终前蒋为给老人一点安慰，承诺愿意受洗。受洗后，蒋每天早上读《圣经》，晚上祷告。在抗战中，每遇困难都必祷告，在最困顿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时刻勉力自己。1975年，蒋介石去世，秘书秦孝仪撰写遗嘱，初稿中曾有：“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宋美龄指示在其中插入“耶稣基督”四字，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和总理信徒自居”，此举引起朝野和史学界争议，但也反映出蒋对基督的信仰。

    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21－25版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
    和那个时候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我是在群宿环境中长大的。一岁半送进保育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四个礼拜。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
    每次需要别人指给我，那个正在和别人聊天的人是你爸爸，这个刚走过去的女人是你妈妈。这个事我已经多次在其他场合公开谈论过了，为了转换我的不良情绪——怨恨他人，我会坚持把这事聊到恶心——更反感自己——为止。
    说来可悲，我十岁刚从保育院回到家最紧张每天忧心的是不能一下认出自己的父亲。早晨他一离开家他的面容就模糊了，只记得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阴郁暴躁的黑胖子，跟家里照片上那个头发梳得接近一丝不苟尽管是黑白摄影也显得白净的小伙子毫无共同之处，每天下班他回来，在都穿着军装的人群中的这第一面，总像是突然冒出的一张脸，每次都吓我一跳，陌生大过熟悉。
    他和院子里另一个大人任海的爸爸有几分相像，大人下班我和大大任海经常站在一起猜远远走来的是谁的爸爸，有时同时转身魂飞魄散地跑，跑回家呆了半天发现爷爷没上来，才觉得可能是认错了人。我们必须及时发现父亲，因为多数家庭都给孩子规定玩的时间，而我们一玩起来总是不顾时间，所以一看见父亲回来就要往家跑，抢在父亲到家前进家门就可以假装遵守时间。
    小孩一起玩时也互相帮着了望，看见谁的父亲正往家走就提醒这孩子赶紧撤，最怕正玩得高兴，身后传来爷爷的吼声：王宇王朔！那喊声真能叫人全身血液凝固。爷爷是搞情报出身的，神出鬼没，我们在哪儿玩都能找到，冷丁现身大吼一声。上初中时有一次旷课和几个姑娘在王府井东风市场“湘蜀餐厅”吃饭，忽然听到厅堂内有人努喊一声“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发现是一端盘子的喊另一个端盘子的“王师傅”，北京话吃字，王师傅仨字吼起来就变成了“王缩”。后来我就听不得别人喊“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到现在，谁也不怕了，别人喊别人王师傅，我这厢还是头皮发紧。
    小时候，院里有两个小孩我和他们长得很像，一个叫北海，一个叫江红。江红家在老段府和我家住隔壁，江红妈妈每次我进走廊都要凝视着我直到他跟前。我就知道她拿不准走过来的是谁。北海妈妈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打饭，上来就抢我的饭盆，我连忙叫阿姨阿姨我不是北海，她才发现认错了孩子，笑着往后面去找北海。
    爷爷也吼过人家孩子。
    我小时候最恨大人的就是不理解小孩的友谊，把小孩贴上标签互相隔离，自己家孩子是纯洁的羔羊，别人家孩子都是教唆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被爷爷堵着门骂过，害人家挨家长的打，简直叫我没法向朋友交代，好在小孩间互相有个谅解，都知道大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理喻，否则直接陷我于不仗义。直到我进了公安局，成了院子里公认的坏孩子，被别人家长当做坏孩子隔离，爷爷自认为颜面尽丢，也不再好意思去找人家。
    我小时候有一次，奶奶开家长会回来，拿着小本子一条一条谈你的问题，说到老师提醒你注意与袁航的关系，立即激起我强烈反感，我跟奶奶说：挑拨孩子的关系真卑鄙。我说孩子最需要什么，需要理解和尊重，把他当个人。我没有提爱，那是奶奶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

      英国BBC电视一台的台长彼得·芬克姆10月5日递交辞呈，原因是他在已经发现一个故事并非真实的情况下，仍然允许展现该故事的预告片播放，直到次日下午方才终止。彼得对不当娱乐化报道中虚构事实的纵容，违背了BBC严格恪守的专业主义规范，他因此被迫离开这个每年掌控10亿英镑开支、享有极高社会名望的位置。
    引发这场辞职的是一部名为《与女王共度一年》的记录片的预告片，在片中人们看到，摄影师在白金汉宫为女王拍照时说：“我觉得不戴王冠看起来更好,因为礼袍实在……”女王冷眼看着他并指着自己所穿的礼袍说：“不戴？你认为这是什么？”而后女王头戴王冠沿走廊行走，对随从说：“我什么也不变，我这么穿就足够了。”这个情节给观众留下了女王与摄影师在争执是否戴王冠之后愤然离去的印象，而实际上，女王并未走开，片中走的片断是嫁接了女王向摄影师走来时的镜头。片中对事实先后顺序的颠倒使得图像表达的意义违背了真实状况。结果此片招致皇室和众多公众的投诉。
    BBC前高管在独立调查此事件的长达21页的报告中认为，这一记录片的制作“判断失误、操作失当、且系统效率低下”。失误在摄影师无权要求摆拍，“失当”在剪辑时丧失新闻真实性原则，“效率低下”在台长发现问题时仍不立刻纠正，而在播放第二天才迟迟道歉。负责制作这部纪录片的RDF媒体集团创意总监斯蒂芬·兰伯特引咎辞职。
    与以往BBC电视一台那些具有过硬的专业历练和政治手腕的掌门人不同，彼得·芬克姆在2005年上任之前从未在BBC工作，对BBC严格的专业标准和内部政治不甚了了。他过去从事与娱乐有关的电视报道，较少涉及严肃政治。在这次事件中，普遍认为彼得有着试图用悬念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的企图，他无视新闻真实以及纵容严肃问题娱乐化的倾向，不符合专业精神，违背了新闻道德。他的辞职，是对BBC信誉的保全。
    英国新闻界有两句名言：“只要是真实的，就可无所畏惧地播报”、“评论是自由的，事实是严谨的”。在BBC，那些恪守专业戒律的高层，即使迫于其他压力而离任，也是载誉而退。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BBC广播台发布了唐宁街10号编造开战理由的报道，虽然BBC主席和总裁不得不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双双辞职，但他们是在欢送中离去。而彼得·芬克姆这样，因为违背专业规则而离开的首脑，带来的却是公众对BBC的更乐观评价。

      导师最近发表了一篇《论作秀》的文章，谈到了新闻作秀的问题。文中指出，作秀是英文中show的汉语表达，其内涵是显示、被看见、展示、展销、陈列、演出、炫耀等等。这个词汇的流行，反映了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环境之下人们争夺他人注意力的竞争状态。

     作秀原本主要在演艺界使用，即表演。在文化、艺术、游戏类互动中，这种行为方式无可厚非。比较令人担忧的是，它延伸到新闻领域之后，对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构成威胁。当下的情况是，为了追求可视、逼真和戏剧性的效果，一些电视新闻报道在涉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时，采用真人在一定场景中重现事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这违背了新闻报道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而非创造性再现的准则，另一方面这种重现本身时常夹杂着作为“导演”的新闻记者的主观评价和推测，造成对新闻事实的歪曲。文中的一个举例令人印象深刻，即如果一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尚未查清，而新闻记者像拍摄电视剧一样，让“演员”在一定场景下重现了其所设想的作案前后过程，之后，当媒体发现自己的重现与公安机关公布的事实不符时，为了自身的面子，反而对真相进行淡化处理。显然，这样的新闻作秀不仅操作繁琐，而且以做戏损伤了新闻事实，是对公众的愚弄和利益伤害。

     现在，值得注意的新闻作秀方式可能有以下这些：电视记者由于错过现场画面，找新闻当事人或其他“演员”重演新闻发生过程；电台记者由于没有现场录音，而采用重新录音并与背景声合成的办法人为制造现场效果；报纸中没有完全依据新闻事实绘制的漫画和图式。这些手段事实上使新闻报道真假难辨，违背了了新闻职业道德。其实，偶在读报中还发现了另一种作秀现象：在新闻报道的配发图片中，编辑没有陈述事实，而是以自己的想象假设对白，这种手法诚然给新闻添加了更多的娱乐和戏剧元素，但也因为虚拟的对话设计而可能带来偏见和误导。

       张爱玲在《对照记》的结尾处回顾自己的一生，虽寥寥几笔却让人感慨万千：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

    然而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苍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

    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这本书所研究的“街角社会”是指美国波士顿东区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怀特称之为“科纳维尔”。

    多年来，科纳维尔被视为一个犯罪频仍、贫困滋生、政客腐败的危险地带。在中产阶级看来，这里一团乱麻、混沌不堪。而了解内情的人则在这里发现了高度组织的、完整的社会制度。怀特认为，要认识真实的科纳维尔，就必须对它的社会结构和行动模式有所把握。而欲了解这些，如果采用传统的调查方法的话，则很可能在浮泛的数字之外很难获得细微而深入的信息；如果采用非参与的观察，则很难获取社区中人们的信任，原因很简单：很少有人会对一个局外人敞开心扉（这大概也是记者短暂的采访总是难以触及真相的原因）。于是，他尝试了“参与行动研究”，也即参与式观察法。“一个人的态度是无法被观察的，而必须从他的行为来推断。由于行动可以直接被观察，并可以像其他科学数据一样被记录下来，所以通过研究一个人的行动来了解这个人，似乎是明智之举。这种方法不仅提供了有关非正式群体关系的情况，而且为理解个人如何适应其所在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框架。”p352

    在科纳维尔居住的3年多时间中，怀特借助多克（科纳维尔一个“诺顿帮”的首领）的帮助认识了通向其中各类群体的关键人物，与他们交谈，并坚持每天进行详细的观察记录。这种生活充满趣味也富有压力，“虽然你喜欢你的工作，但只要你在从事观察和访谈，你就要扮演一种角色，你就无法完全放松。”（P385）1943年本书首次出版，成为如今身为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士的怀特的成名作，书中提及的一些人物也因此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保龄球与社会地位

   在谈到科纳维尔的一个小群体“诺顿帮”的时候，怀特注意到当诺顿帮一起去打保龄球的时候，每个成员的表现不仅与他们的技术有关，而且与其在群体中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个保龄球手要打好球，就要有信心。之所以有信心，首先是因为他过去曾经打过一样好的球，并且已经对取得好成绩习以为常。其次，他的信心来自伙伴对他的评价。如果他们认为他能打好，则他更可能发挥优异。如果他们认为他不行，保龄球就“既要与他们的讽刺挖苦，又要与自己的犹疑作斗争。”所以，一个人在打保龄球时的表现，与他与伙伴的关系有着密切联系，换句话说，可以从一个人与伙伴的关系中理解他在打保龄球时的表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弗兰克。他原本是个群体中的运动健将，但是一些原因使他在群体中的地位每况愈下，直至栽到最底层。这种低人一等与他在一些群体运动中的不良表现相一致。1937年冬天，他在诺顿帮的棒球队中表现成绩糟糕。在保龄球比赛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发挥失常”。

    怀特将诺顿帮分成领袖和随从两种人，有4人跻身领袖行列。他注意到，领袖人物在保龄球比赛中力求保持其领先地位，设法不原先的地位座次受到保龄球成绩的挑战。当一些地位低下的成员表现优良时，人们用起哄、口哨来调整结果的手段。最后，经过他的记录分析表明，保龄球成绩的排名，基本上与大家的群体地位相当。这即符合领袖人物的意愿，也为其他随从所接受。

    地位如何能够影响比赛的结局呢？地位影响着人们的相互评价、期待以及彼此间的态度和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影响者分数。例如，人们期待领袖人物取得好分数，当他们成绩不好时，则归咎于运气不佳或临场状态不好。可是当一个随从取得好成绩而有可能改善其地位时，人们却说他是碰运气。随从者们尤其采用这种方式彼此压制。于是，等级的因素就这样潜在地决定着成绩。简言之，社会地位从内外两个方面影响了最后的成绩，一方面，社会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自信心。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又决定了群体成员是以善意、肯定、鼓励的态度还是以攻击、嘲笑、挖苦的方式对待你，这些环境因素影响着比赛时的发挥。

    怀特如此总结：“社会地位与保龄球成绩之间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形成是由于打保龄球成为这个群体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它变成一个人借以保持、获得或失去威望的主要工具。”（P42）
 

   议会与群体团结

    科纳维尔的两个群体诺顿帮和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早期社会阶层分为三个层次，最低为街角青年，最高为大学生，其次为中间层。两个群体间没有密切接触，当街角青年和大学生群体之间的鸿沟狭窄时，中间人能够在促进交流方面发挥作用。当他们的鸿沟太宽时，就没有人愿意从中斡旋了。
 

    诺顿帮成员在群体中的位置、义务和责任，是他们在日常活动中的行为决定的。他们无规章和制度，即使有章程也很少照办。他们是根据非正式联合形成的决议行事的，他们的会议只是认可已经达成一致的决定而已。诺顿帮的头领这样看待讨论：“只要你通过表决来决定问题，你就立刻会看到有人拥护你，有人反对你，这样就会形成内部纠纷。最好的办法是你先让大家都同意，这样就用不着表决了。P141”在这个帮派中，表决仪式仅只是对共识的进一步正式认可而已，决策在此前早已做出。

    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成员都是大学生，他们的资格来自他们的大学文凭，座次的位置决定于其分数。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很少凑在一起，没有非正式的组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通过议会程序来形成决定，为人群的行为提供框架。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议会程序却摧毁了俱乐部的团结。“当真正通过争论和表决过程来决定重要问题时，俱乐部就已经开始解体了。议会程序可以很好地被用来使已经非正式作出的决定正式化。不过，只有当正式组成的俱乐部也具有一个能够顺利运转的非正式组织时，才能达成这种一致。P142”漫无头绪的争论使群体内部的矛盾表面化，共识未能达成，合作受到损伤。

    意大利社区俱乐部的实践说明，并非让每个人说话就是群体团结的最佳途径。如果你要求在群体内部达成共识且免于专制的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讨论之前提出一个尽可能折中多方利益的方案，在此基础上征求各方意见并加以更改、修正和完善。两个步骤恐怕都是必须的，前者保障了讨论围绕着某个核心，后者保障每个人的诉求都能有所落实和体现。在一个有着富有魅力领袖的组织中，提出方案和获得通过更为容易和便利，甚至一个人的力量就能达成。而在一个松散而缺乏情感联系的组织中，这个过程将耗费更多的精力，面临更多的摩擦。方案的提出者必须能够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的狭隘目的之上，那些服务于一己目的自私而刚愎的领袖，只能将群体引向分裂。
 

   群体忠诚与社会流动

    诺顿帮的成员留守在科尔维纳，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的大学生成员有很多最终脱离了这一地区而流向更多地社会阶层。不同的流向不仅仅源于智慧和能力的差别。怀特注意到，这两个群体的人对金钱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诺顿帮的成员倾向于没钱，因为钱被用于群体的行动中，有钱的人总是与群体中缺钱的成员分享资金以参与一致的活动，密切的友谊花费不菲。而倾向于向上流动的那些青年，喜欢为未来的继续教育攒钱，更高的学历为他们走向科尔维纳以外的世界创造条件。

    有钱与没钱，不仅取决于挣钱的方式，而且决定于花钱的观念。喜欢散财于群体的人总是没钱的，也因此不可能用钱去从事那些有利于走向上层的活动。喜欢攒钱求学的人，将做人上人的愿望置于友谊之上，个人理想高于群体忠诚。对群体忠诚的人，选择群体的网络而放弃向上的契机；疏离于群体的人，更注重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而宁愿摆脱朋友的羁绊。

    多克（诺顿帮头目）和奇克（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头目）是两种取向的典型代表。他们对待社会流动持有不同的态度。“奇克评价一个人是看他提高自身地位的本事；多可却是根据他的朋友的忠诚和在人际关系中的行为来评价（P154）”“大学生和街角青年都想成功。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大学生或是不肯让一群亲密的朋友束缚自己，或是情愿牺牲他与那些进取得不如他快的人的友谊。而街角青年则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网将他与他的帮连在一起，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P155）”

    多克明白哪些手段可以用来最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他甚至能对别人指出这些手段，但他自己不使用他们。也曾说过：“我想我的小伙子们妨碍了我的发展。（P155）”但是，如果为了自己的需要就背弃诺顿帮，多克就不是多克了。他无力改变自己。单凭意志的作用不足以改变一贯的行为模式。P155观念决定了选择，而选择决定了道路。

   赌博团伙

    在中产阶级看来，赌博是不体面的活动。但是在意大利，赌博则是理所当然的，国家也推销他们自己的彩票。
   

    新教徒将法律和道德等同起来，从而认为非法活动就是不道德的。天主教会则认为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赌博是世俗事务，国家有权禁止它，但法律上的禁止并不意味着它不道德。

    科纳维尔的街角青年将赌博看作一种能力的测试，除非一个人在赌博时干得很漂亮，否则他不会被视为一个出色的竞争者。街角青年经常组织自己的赌博。正式在这种氛围中，非法团体出现了，他们将赌博当作一项生意来经营。

    非法团体在提供大批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多数成员没有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经验和本领，另外，有迹象表明，科纳维尔的意大利人在就业时受到歧视，于是在大萧条时期，非法团体为他们提供了难以用别的方法获得的就业机会。

    非法团伙还为新企业提供投资的资本。促进他们进入合法生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成为“有身份的人”。 “非法团伙活动在科纳维尔的作用就像合法企业在其他地方的作用一样。非法团伙成员使自己的活动仿照着企业家的活动模式，甚至奋力争取体面的地位，从而使他可以像在科纳维尔一样得到社会的承认。”P204
 

   帮与个人

    街角帮的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的长时间的经常交往。多数帮的核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成员的少年时代。有的街角青年尽管后来搬出了科纳维尔，但家庭的地理位移却并不影响他们情感的归属，他们依然终于最初的帮。

    街角青年的群体活动很少在家中进行，主要集中在街角。无论他们是否已经结婚，几乎每晚都能看到他们在街角的踪迹。多数群体在街角之外还有晚上聚会的固定场所，他们喜欢聚在自助餐厅用些咖啡点心，或者在街角附近的小酒馆喝啤酒。

    帮的成员生活范围固定而狭小。多克说：“这一带的这帮家伙到了大约方圆300码之外，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P337由于群体内部成分稳定，其成员又缺乏保障，因此形成了群体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率。
    

    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成员的相互义务，这是群体内聚力的基础。这种义务意味着每个成员都必须帮助其他人。也就是说，帮助是朋友的义务。平常，这种义务不易察觉。只有当友谊破裂时，才能更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因为每当这时，争执的双方会抱怨曾为彼此所做的事情，这等于从反面证明，当他们朋友相待时，这些帮助都是份内之事。

    义务的轻重体现着等级差异。在群体中，一些地位相对低的人，当不履行义务时，位置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也成为他们对义务未必尽心的原因。而地位相对高的人，则被更多的人所期许履行义务，否则会危及到他的地位。

    用钱的方式也体现着等级。在群体中，处于领袖地位的人总是倾向于向地位较低者提供金钱，而他们自己则极少从对方那里获得接济。领袖未必比别人有钱，但他必须出手大方。

    领袖创造着群体的共性。“如果他不在，这个帮的成员们就会分裂成若干个小群体，没有共同的活动，也不会共同谈论一件事。当领袖在场时，形式就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些小单位组成一个大群体。大家会共同谈论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常常是统一的行动。”p340

    领袖往往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群体内的情况，他是群体中信息的集散地。小伙子们愿意从领袖那里得到忠告和鼓励，结果，领袖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信任。每当成员之间发生争吵，他都会立刻知道。即使当他不想调节他们的争执时，双方都愿意将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告诉他。

    领袖不必是最佳棒球手、保龄球手，但他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的某个方面有点本事。“他自然会提倡他所擅长的活动，不鼓励那些他不擅长的活动。”p341

    “领导地位的变更不是体现为下层的叛变，而是通过结构中最上层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化”P344。当一个帮分为两部分时，可以从领导与他原来的一个副手的冲突中找到这一分裂的解释。

   科纳维尔的问题

    本书的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科纳维尔的问题并非在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无组织。事实上，尽管科纳维尔大学生群体和街角帮之间存在冲突、代际之间存在对立，但这仍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它的核心问题在于，科纳维尔本身的社会组织未能跟它周围的社会结构融为一体。
 

    在科纳维尔要凭借智慧和能力成功地爬上社会阶梯向上流动是非常困难的。对科纳维尔青年来说，要想成功，必须进入商业和共和党政治的世界，或者进入民主党政治和非法活动团体的世界。如果他在第一个世界得到发展，他能够被整个社会看作一个成功的人，但在科纳维尔他只会被这个地区视为一个异己分子。如果他在第二个世界发展，他就会为科纳维尔所承认，但在其他有身份者眼中则是个被社会抛弃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要选择步入整个社会的成功轨迹，就要付出放弃科纳维尔的友谊的代价；如果要在科纳维尔获得承认，则与整个社会结构渐行渐远。这种选择的难度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人们在科纳维尔社区的非法团伙中寻求就业，二是意大利人对本民族的忠诚更为强烈。

    当意大利人群体不能顺利地流向整个社会谋求更好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一种捍卫尊严的民族主义情绪就高涨起来。由于美国社会倾向于接纳那些摆脱了意大利人特点的美国化的人物，尽管意裔美国人热衷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公民，但是种族的偏见依然盘桓。那些难以进入主流美国社会的被视为下等人的意大利人，为了维护自尊心，不断地告诉自己和他人，意大利是个伟大的民族，它的文化无以伦比。这样，对于种族和意大利民族的忠诚便在新的国度中加剧了。正是在这种情结之下，墨索里尼——不论他所作所为如何，被相当多数的意大利人所尊敬，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人提高了该民族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使他们在异国他乡获得更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