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隐私，美国最高法院法官Louis Brandeis称其为“各项权利中内涵最广泛的、文明人最珍视的权利。”评论家们宣称它是“民主政府的基本要素”，“对我们与不同人群创造和维系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至关重要，它是“允许和保护自治生活”所必须的，对“情感和心理的宁静”犹具重要意义。然而，关于隐私的各类定义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失之模棱两可，或失之短促含混。政治科学家Colin Bennett说：“总体而言，定义‘隐私’概念的企图从未获得成功。”p2

隐私：一个全球关注的问题

    隐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隐私都被作为基本权利载入。尽管美国宪法没有清楚地提及“隐私”一词，但它保护家庭的神圣及通信秘密免于政府侵害。最高法院得出结论，第四修正案在一个人“具备合理的隐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时保护其免于政府搜查。此外，最高法院还坚称，宪法保留一个“隐私区（a zone of privacy）”，其中包括人们有关性行为、生育控制、健康的个人决定，以及保护他们的个人信息免于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政府披露。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成千上万的隐私保护法律。更有甚者，隐私已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根据1948年颁布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不得遭受对其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的强行干涉以及对其荣誉和名声的任意攻击。”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规定：“每个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住所和通信都应受到尊重。”

关于隐私的两种看法

    自古以来，几乎所有社会的人们都曾讨论过隐私问题，从八卦到窃听再到监视。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几个世纪以来对隐私的关注一直在默默酝酿，但20世纪信息技术的急剧扩散，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才使隐私一跃为全世界的前沿问题。自1960年代起，隐私话题受到持续增长的关切。

    1964年记者Vance Packard在他的畅销书《The Naked Society》中说，隐私在迅速“蒸发”。同年，另一个畅销书The Privacy Invader的作者Myron Brenton宣称，“我们正站在‘一览无余时代’的门槛上”。

    哲学家Thomas Nagel认为：“过去10或20年中，在美国，珍贵而脆弱的个人隐私传统正遭受灾难性的侵蚀。”无数评论员宣告，隐私“被围困”和“袭击”；它正置身“危机”、“重压”或“危险”中；它正在“损坏”、“蒸发”、“死亡”、“缩水”、“告别”、“消逝”或“绝迹”；它正在迷失或死去。汗牛充栋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告诫隐私的“毁灭”、“死亡”和“终结”。如Deborah Neslon教授所言：“似乎隐私，不仅仅是简单的死去了。它正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垂死中。”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将隐私放在心上。有人辩称，虽然人们嘴上说一套，但他们的行动却表明他们并不需要隐私。虽然民意测验表明人们非常在乎隐私，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在网上公布个人信息，并乐意披露生活中的亲密细节。法学教授Eric Goldman指出：“人们对隐私关切的陈述与其行为南辕北辙。”

    还有一些人认为，从社会的角度看，隐私可能是有害的。法学教授Richard Epstein说，隐私是“一个要求获得在他人面前展现虚假自我的权利的诉求。”法官Richard Posner将隐私看做给予个人“掩盖那些可能被他人利用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的权力”。法学者Fred Cate 称，隐私是“一种反社会的构造，它与一些社会中其他的重要价值相矛盾，如，便利表达自由的社会利益、阻止和惩罚犯罪、保护私人财产、有效地进行政府运作。”p5

    因此，隐私是基本权利，它对自由、民主、精神的幸福、个性、创造性都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宣称它不可侵犯，但也谴责它有害、反社会，甚至病态。有人说，隐私几近灭绝，也有人说，对隐私的威胁只是幻觉。似乎每个人都在谈论隐私，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谈论的是什么。

    Daniel J.Solove,Understanding Privac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

【美】詹姆斯·米勒 著，高毅 译：《福柯的生死爱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死亡

     1984年6月25，被视为法国国宝的福柯与世长辞，当时，他几乎是天下最闻名的知识分子，《世界报》、《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皆在头版刊登逝世消息，其中，解放报更是推出了12个版的副刊。

   福柯1960年代以《疯癫与文明》成名，该书中，它针对不同社会对待疯子的方式，指出现代社会那些看似人道的手段实际上是阴险狡诈的社会管制新形式。他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中断然宣布“人”很快就要消失，像尼采宣布上帝之死一样，宣告了人的死亡，使他成为引人注意的人物。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分析了现代监狱的兴趣，他狂放不羁的观点震动了人们：监狱制度注入了更多善意、更多尊重、更多人道，实际上是个圈套：正因为它成功柔化了体罚的外观，使其变得不再严酷，现代监狱才体现了一种谦和的、基本上无痛苦的强制，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最典型的强制。

       福柯概念中的权力，是某种在每个活机体和每个人类社会中流动的能量流。福柯并不相信社会能够摆脱权力的魔爪走向解放。

       福柯的声望在他死后一直呈上升趋势，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现在他在学术界拥有一种几乎无人可以匹敌的地位，17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演进的一些关键的方面，都必须按照他的看法来加以解释。研究精神病学、犯罪和惩罚、性生活和家庭的历史学家，如不参考他的著作简直寸步难行。他关于社会信念和习惯对于人体及其欲望具有构造性欲望的假定，在激发关于性别身份的争论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极限体验

       朋友描绘的福柯：灵敏过人，善于自制，沉默寡言时令人尴尬，大笑起来则声振屋瓦——他的笑有时很刻薄，常常是讥讽，富有传奇性色彩。

   福柯的死因一直是个谜，医疗公报称：神经病症状因败血症并发而更加复杂化，检查结果发现颅内有无数脓肿。但另一种传言，则是死于艾滋病。

      在福柯去世的两年前，艾滋病才被命名。福柯去世后，他23年的伴侣德费尔筹建了法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艾滋病组织——艾滋病协会。

   1975年福柯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授期间，初次造访湾区（Bay Area），此后，一直沉迷于那里盛行的同性恋社区。那里有不计其数的酒吧、俱乐部和公共浴室，专门迎合不同的性趣味，支持大批同性恋亚文化。这些亚文化既具有肆无忌惮的公开性，又具有异常积极的实验性，令人叹为观止。他于1979、1980和1983年重返湾区，白天在伯克利活动，晚上在旧金山过夜。

     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是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放纵场所。福柯对那里的S/M——双方同意的施虐和受虐性行为具有特殊兴趣。他曾解释：“我想，那种在我看来是真实的快感，是极为痛切、极为强烈、极为势不可挡的，它能要了我的命。痛快淋漓的快感……在我看来，是同死亡相关联的。”p25

     1983年，旧金山一些非公开的性俱乐部开始散发有关安全性爱的资料。艾滋病的恐惧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些人改变了以往的性习惯，而一些人则万念俱灰，破罐破摔。尽管朋友曾提醒福柯注意采取安全的性方式，但他我行我素。自杀放纵的可能性，对福柯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他后来还是回到了旧金山的公共浴室，明知要冒巨大的危险，但他再次加入到折磨人的放纵中，在“最剧烈的痛苦中”颤抖，心甘情愿地埋没自己，突破意识的界限，让真实的肉体痛苦透过这种性行为的“炼金术”不知不觉地融入快感。德费尔说：“当他最后一次去旧金山时，他是把此行当做一次极限体验来看待的。”P26-27

     福柯对“疯狂”、“病态”、“犯罪”的体验形式有着终身的兴趣。他曾指出，他对体验的毕生关注，具有三方面的意义：1、他的著作没有连续而系统的理论背景或方法规则。2、他写的每本书，都是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的产物。3、他总是用某种方法把他的全部体验，与集体的习惯和思维方式联系起来。

   福柯曾阐明思想家投身终极体验的妙处：

     至于我的动机，那很简单。我希望它在一些人看来是自足的。这就是好奇心，一种绝无仅有的好奇心，它是值得人们去加以满足的，哪怕执拗一点也行。这种好奇心无意于找出任何适合知道的东西去加以玩味，而是毋宁是要让人们摆脱他们自己。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想，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P33

     体验即方法。尼采曾这样说：“通向人们自己天堂的道路，总须穿过人们自己地狱里的肉欲。”p118

上帝死了和人死了

      人从前是不幸的瞬时情感和欲望的奴隶，做事凭心血来潮，完全不顾后果。在这种自然状态下，强者任意施与和忍受痛苦，从而享受着权力的最大满足。他们可以在干完一连串凶杀、纵火、强奸和拷打的勾当之后，没有丝毫良心的不安。这些人给邻人造成了恐惧和不安。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管理和控制，不然，人们就要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生活了。

   管制是通过风俗习惯和法律来实施的。这些风俗习惯旨在使人驯服，让人被迫穿上“社会紧身衣”。紧身衣逐渐内化为一种心灵道德，人类不断地接受道德的改造，处于内心的战争之中，非理性的部分被压抑和扼杀，福柯认为，这导致了一种变态。

      人类在努力控制自己的过程中明显感到了欢愉，宗教禁欲主义开始盛行。人欲臣服于宗教戒律之下。尼采激烈地反对宗教教义对人内在欲望和激情的扼杀。上帝死了，是指人类对自我价值的重新发现，使之逐渐颠覆了对上帝的膜拜，从宗教压抑之中解放出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释放自由意志，并借助这种力量创造和改造世界。

   人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不断地构造着一个精微规范的理性世界。这个理性王国使人陷入全面完整而不动声色的控制之中。内化在精神深处的文明，对个体的行为随时实施着心灵监视，非理性的部分被驱逐，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异化和控制，人已经无法回归在原初的自己，从降生的那一天开始，人就在走向自己的反面。

自杀

     20岁之前，福柯一直生活在法国的普瓦提埃。他的父亲是当地享有盛誉的外科大夫，福柯成长环境优越，具有上等布尔乔亚的风貌。家中有保姆照看孩子，厨师料理家务。福柯一家并不特别信教，家里的政治气氛是反对维希政权的。

   福柯认为父亲是个“暴君”，“曾监视和惩罚过他。”看到他成绩不好，父亲一气之下将他送到了管教最严的天主教学校——圣斯塔尼拉斯拉中学。父亲企图迫使这个孩子步其后尘成为外科医生，但没有成功。福柯的父亲1959年去世，福柯后来很少见姐姐和当上外科医生的弟弟，但与母亲保持着密切联系。

     少年福柯孤僻冷漠，但天赋极高。为了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违抗父命来到亨利四世中学参加预备班的学习。这是一个载入法国思想史的中学，30多年前，让-保罗·萨特自己的哲学就是在这里起航的。入学高师需要通过一系列竞争激烈的考试，全国范围内的考生只有一部分能被录取——1946年入学的文科生仅38名。才华出众的学生在考高师之前，必须进入亨利四世预备班，被选拔的学生在这里日以继夜地研读西方各种典籍，从柏拉图到康德。1946年福柯被高师录取，名列第四。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为才子设立的“修道院”，此时的福柯是个古怪的青年，不仅为人极富攻击性，一有机会就嘲笑挖苦别人，而且曾多次企图割脉、上吊自杀。在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福柯曾为每个人的“自杀权利”辩护。1983年，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福柯说：“我就要设立一个机构，所有想死的人都可以去那里呆一个周末、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并在这段时间里尽可能地寻欢作乐，然后就离开这个世界。”

      巴黎高师的老师将福柯的自杀倾向归因于他对同性恋行为的苦恼。而传记作家迪迪埃·艾里邦也默认了这点。福柯曾告诉朋友，在高师时，他既不掩盖也不炫耀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法国在性方面一直以来是个见怪不怪的国家，有其特有的自行决定权制度和实际上的宽容精神，而且高师学生的床位历来都很宽，为非常行为提供着足够的空间。福柯曾得以的说：“事实上，我后来之所以试图做一些学问，目的都是为了吸引男孩子。”后来最了解福柯的达尼埃尔·德费尔认为，这些年里折磨着他的长期伴侣并不是同性恋，而是其他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苦恼。譬如，为自己长得不好而心酸。

一个死本能的范例（爱伦·威斯特病例）

      爱伦·威斯特是一个中产阶级妇女，聪明伶俐，受过良好教育，特别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患有厌食症和抑郁症。21岁起，她被无法控制的死亡狂想困扰。她在日记中写道：“死亡是生活中最大的幸福。”

   尽管这些情绪后来慢慢被排遣掉了，但死亡的可能在爱伦·威斯特心目中依然是唯一确定无疑的慰藉。她投身学术事业，又卷入了一场三角恋爱，并日显憔悴。在28岁时，他终于嫁给了一位求爱者，但体重仍持续下降，直至健康为之受虞。

      33岁时，她为饿死自己已花了将近十年的工夫。这一年她又四次企图自杀：两次过量服药，一次撞汽车，还有一次是企图从精神分析专家的窗户跳楼。最后一次自杀未遂后，她被关进了一所疯人院，不久，又被送到精神病学家宾斯万格医生那里接受治疗。爱伦·威斯特曾在日记中这样抱怨：“我一点也不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不去了解你自己是可怕的。我把自己当做怪物来对付。我害怕我自己，我害怕那种感情，对于它我毫无预防能力，每时每刻都在由它任意摆布。这是我生命的可怕的部分，它充满了恐怖。……生活不过是受折磨而已。……生命已变成一座监狱。”

    在接受宾斯万格治疗的日子里，爱伦·威尔特还在受到死亡的困扰：“我找不到任何解脱的办法，除了死。”

      根据自己的访谈、爱伦的日记和从丈夫那里搜集来的材料，宾斯万格大夫将她的病诊断为“进行性精神分裂症”，。他又同另外两位精神病学家一起做了会诊，两位专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认为她的病已没有治愈的希望。宾斯万格将决定告诉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表示同意。爱伦·威斯特回家了。三天后，她表现出一种奇特的欢乐情绪，当晚，她便服毒自尽了。

   宾斯万格评论道：“当这种绝望的折磨恰恰表现为一种情况的时候，即人不能死，甚至作为最后希望的死也不降临，人无法摆脱自己，——在这个时候，自杀，以及随之而来的虚无，便具有了一种‘极想得到’的积极意义。”“她只是在她的死亡决定中才找到了她自己并选择了她自己。欢庆死亡也就是欢庆她存在的诞生。然而，在那种存在只能透过放弃生命来存在的地方，那里的存在实在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p98-99

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这是一部古典文明的疯癫史，以大量篇幅叙述了1650年到1789年间（即古典的理性时代）社会精神病患者待遇的演进。福柯认为，用特殊机构来隔离精神病患者的运动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1955年福柯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任教时，发现这个大学的图书馆中有大量关于精神病学史的文献。于是他每天上午从十点起到下午三点，埋头档案中，搜寻创作灵感。

   文章的开篇即提到中世纪麻风病消失了。原来，用来收容中世纪麻风病人的“被诅咒的城”建造了起来，它们被视为后来各种隔离设施的原型。

      在福柯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对癫狂抱有罕见的同情心。癫狂是一种幻觉，它能揭示世界的原形、启悟真理、袒露人类的本性。狂人往往被看做救世主和独醒者。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驱逐了非理性主义，使其带上了不道德、精神病的污名。萨德就是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的人物，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在监狱状态下，他的一切作品都是由这些意象支配着的——堡垒、单身牢房、地牢、女修道院、不能靠近的荒岛等，这些地方，也似乎成为非理性的自然居住地。萨德还代表了一个特别现代的“悲剧体验”的观念，这些观念照亮一条道路，而后来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凡·高、鲁赛尔和阿尔托所遵循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这些哲学家、画家和诗人中有三个死于自杀，他们都同萨德一样，在生命的某个阶段被正式地宣判为疯子。

      福柯认为，癫狂是一种社会后果，而非人类本性。该书所指涉的癫狂者，实际上是行动和言论“反常”的思想者。这些思想者和艺术家的生活、言论和作品具有哲学价值，而他们习惯上被视为疯子。

   图克和毕奈尔两位精神病学家，因以开明和人道的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而闻名。图克的疯人院里有田园般的环境，且不对病人加以身体约束。而毕奈尔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解除了对病人的羁束。但福柯对这两个人给以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改革是可疑的，实际上是一种有害的控制方式。癫狂被囚禁在一个道德世界里，疯子以后只是自己的囚徒，总以自己有越界行为而自责，并以别人不理睬自己而自惭。

      该书揭示了社会对人类的非理性方面的惩罚和不宽容，为突破常规的人类精神体验辩护。福柯认为，一个人要“成为自己”，就必须要与萨德、尼采和阿尔托等悲剧人物共命运，与“巨大的道德监禁进行抗争”。为了逃脱“良心之城”，我们必须先进入谋杀之城；反对精神病学家们喋喋不休的宣传的所谓美德，提倡放纵邪恶的越界；反对仁慈的善意，提倡报复性的残酷；反对驯服的动物性，提倡躁动的肉欲——无论其多么痛苦，哪怕导致自我毁灭也在所不惜。

   然而对人而言，卸下规范的盔甲是困难的。无论人们如何想改变它，陷入历史这个敞开和束缚的圈套里，意志从未完全自由过。尼采认为，用偏离传统道德哲学的眼睛来看问题，人就会变得一身轻松，毫无责任：既不须对他的本性负责，也无需对他的动机、行动和造成的后果负责。

     《疯癫与文明》的道德观念可简短概括为：

   因某些独特的幻想和野性的冲动而躁动不安，并非不道德。倘若那些冲动，在受到囚禁和训诫的情况下被逐入内心并彻底改观，同时产生一些新的、可能导致凶杀的冲动，那也不是这个人的错。

   被称为疯子的人是无辜的。有罪的是社会。

圆形监狱（panoptism）
 
      Panoptism一词是在边沁（Jeremy Bentham）及其《圆形监狱》（Panopticon,1791）一书的启发下产生的。

   这位英国的改革家和法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监狱应修建成圆形，以便对犯人进行连续不断的监视。

   边沁被视为“功利主义”之父，通过旨在实现最大快乐和最小痛苦的复杂演算来重建伦理学。边沁确信，圆形监狱这种简单的建筑学观念，可以解决启蒙社会中最令人苦恼的问题，通过在医院、监狱和工厂中贯彻监视的观念，使人的私利同社会责任协调起来，尽可能不感到痛苦地加强自觉意识。

   边沁指出，圆形监狱的重大优越性是不言自明的，企图证明这种优越性只能是画蛇添足，反而会把它弄模糊了。持续不断地处于监视者的睽睽目光之下，实际上就是摆脱做坏事的力量乃至于要做坏事的想法。P301

      数十年间，边沁为落实“敞视式监狱”设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家财。1791年他甚至主动向法国国民议会提供帮助，希望这个革命体制可以不带偏见地考虑他的激进计划。可根本没用。

   福柯开始研究边沁的时候，他的书已经成为古董。但他注意到，19世纪有关监狱改革的文献常常提到这本书。他回忆，几乎没有一份关于监狱的文件或提案不提及边沁的设想。

      福柯写道，全景敞视监狱的结构是这样的：周围是一座环形楼房，中心伫立着一座塔楼，塔楼上对着环楼内侧开着一些大窗户。环楼里设有很多牢房，每件牢房的长度都正好是环楼的宽度，并且都开有两个窗户：一个开在楼的外侧，使光线得以照彻整个楼房。于是，需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了，这就是在中央塔楼里设置一个监视者和在每个牢房里关上一个疯子、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或一个学生。从正对着光亮的塔楼里，人们可以借着逆光效果观察周围牢房里被囚禁者的小小剪影。这些牢房就像许许多多的小笼子，许许多多的小剧场，其中每个演员孤身一人，他被彻底个性化了，并随时都是可以看见的。

   边沁也承认，他的“极度紧张的发明”，可能会牺牲自由公民的自由精神和活力，换取“士兵式的机械训诫”，制造一批“人形的机器”，但他坚信，这是保证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不可替代的手段。

      福柯对这种阴暗的幻想作了一个概括，指出这是一种“不需要武器、肉体暴力和身体约束的监视系统。那里只有一道凝视的目光。那是一道监察的目光，在它的重压下，每个人最终都将使之彻底内化在自己的心中，以至于自己成为自己的监视者，每个人于是就这样越过并针对自己行使着这种监视。”p303

   被监视的人表面上安分守己，显得很听话。但内心里，他们企图毫不留情地控制别人的各种神秘愿望却一刻不停地翻腾着。犯罪形式实乃“被压抑的东西的严重复发和叛乱。”它是监视的结果。罪行是对非理性自我的释放，“我们不应当将罪行的存在看做一种缺陷或病症，而必须将它看做一种正在使自己得到澄清的活力，一种‘人类个性的强烈抗议’，这无疑会使它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带上一种奇怪的魅力。”p305

他的秘密

      吉贝尔是福柯晚年最亲密的朋友。虽然年仅29岁，但已是颇有名气的小说家、摄影家和电影剧本作家。福柯临终前，吉贝尔用日记记录他的思想、情绪、姿势和面貌。

   吉贝尔的小说中，影射了福柯生命中几个重要的记忆：

   ·童年时的哲学家被做外科医生的父亲领着，进入一间手术室，观看一次截肢手术，为了锻炼他的阳刚之气。这些记忆的碎片不停地浮现在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整整纠缠了他一辈子。《规训与惩罚》开篇的情境即是一段惩处弑君者的狂暴场面，他暗示人们，观刑的人们随时有可能诉诸无节制的暴力，反抗那位以酷刑来炫耀权力的统治者。

      ·1901年，警察局接到匿名举报，找到了一位50多岁的女人，她出身于上等的布尔乔亚，被母亲和兄弟锁在一间窗户被木头封死的黑屋里，只有一点仅够维生的食物。据说，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这女人曾不婚而孕，但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她杀了。家人便宣称这个姑娘疯了，先是送进医院关起来，后来把她交给宗教慈善团体，最后仍在了这个黑屋里。官员在检查屋子的时候发现墙上有一段话：不要在爱情或自由中，而应在永久的孤寂中，去创造美。你应该在土牢里生活和死去。

   后来这个女人的母亲和兄弟被带上了法庭，但还是被宣布无罪开释了。尽管此案被迅速了结，这一事件在人们心头留下的阴影却并未随之消逝。该事件深深触动了安德烈·纪德，促使他将当时报纸的报道和法庭上的文件搜集起来，汇编成了一本书。此书出版于1930年，书名是《普瓦提埃的被隔离者》。没有证据表明福柯读过此书，但他后来编的有关皮埃尔·里维埃审判案的资料集，同由纪德创始的那种资料汇编形式，是非常相似的。

      众所周知，福柯一辈子都不曾摆脱过诸如此类的意象：隐蔽的黑暗场所、监牢和迷宫、残酷而异常形式的惩罚、法国监狱内部惨不忍睹的恶劣状况——人被锁链拴在床上，泡在粪水里生活。他痛苦地坚信：他自己的灵魂就是这样一种地方，是一个臭气熏天的牢笼，他自己的动物本能在这里遭受着隔离、侮辱和扭曲，同时透过一种可怕的逆反运动，引出一种极其骇人听闻的犬儒主义——仿佛他也受到了这种无情的判决：不要在爱情或自由中，而应在永久的孤寂中，去创造美。

      ·1940年，福柯进入天主教的圣斯塔尼斯拉斯中学，在班级中名列一二。随着一批犹太难民的涌入，大批新来者使他不能在班上独占鳌头，“个人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犹太人在二战中的命运是个令福柯魂牵梦绕的问题——他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一点，他真的想过咒死他的难民劲敌吗?

   福柯曾做过解释：法西斯指的，不仅是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而是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我们的头脑中的和我们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心灵和快感中的法西斯主义，它深埋在肉体之中，极难拭去痕迹，也正是他，促使我们热爱权力，希求那种现在正统治和压榨我们的东西。P511

严歌苓：《心理医生在吗》，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女孩一生的情愫都被父亲的朋友牵绊。他是贺叔叔。

    出生于陈腐文人家庭的父亲，在解放后需要一个政治庇护，年龄相仿、官居要职的贺叔叔成了常客。这段友谊使一家人赢得了数年平静。女孩经常看见，夕阳西下，贺叔叔跨过栅栏，与父亲勾肩搭背，谈笑风生。贺叔叔的小说成名作是父亲代笔，他因此一生享有名不副实的作家荣耀。当他声情并茂地朗读其中的章节，博得全场颂扬，听众中反映最不寻常的自然是父亲——有些铺垫、关节和扣子，只有他知道。那是属于他的秘密。

    有多少时候，友谊是交换、喜爱、腹诽和倾轧？有多少时候，友谊伴随着屈辱、憎恨、阳奉阴违？

    文革中贺叔叔在台上挨批，父亲，这个沉默、小心、忍辱负重的知识分子，这个曾经亲密无间的朋友，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了贺叔叔一记耳光。由于这一下，贺叔叔占有别人作品的指控坐实，关在监狱三年，永远地失去了中指，出狱后被下放到贫困的老家。这一记耳光，也同时将父亲送上了良心的十字架，使他多年背负沉重的愧疚和自责。开脱即背叛，在旁人鄙夷的眼光下，他羞愤难当。

    小女孩第一次见到贺叔叔的时候六岁，那时，贺叔叔是个精力充沛的中年男子，散发着战争积蓄的雄性光芒。贺叔叔看着女孩长大，也是女孩最安全的寄放处。女孩11岁的时候奠定了一生的爱情，在那羞涩、懵懂而胡思乱想的年纪，一个口吻、一种气息、一次不经意的触碰都会带来无以名状的感应。

    只有你的声音有种关怀。

    贺叔叔出狱后，女孩到乡下看他。她不是父亲的说客，也不是仇人的女儿。一如既往地聊天，他自如地让她感受不到手指的残破。18岁的时候，贺叔叔将她送上离去的火车。她原本想要留下，贺叔叔不解风情。

    文革结束，贺叔叔再度高升，一笑泯恩仇。父亲决定依据他的笔记，再写一本小说，自我救赎。这漫长的写作，竭尽他最后的才情和健康，也不可能赢得个人声誉。两个人终于明白，纵使联合署名、再度合作，都化解不了多年复杂的怨恨。

    女孩结婚以后，又有过一次向贺叔叔表露心迹的机会，他明白她的一切，但宁愿一点不碰。他有过很多机会毁掉她，但从来没有利用过这种特权。

    没有一个人激发过她如此复杂的感情，强大、健壮、宽厚、热诚、不平、愤怒、记恨，没有一个人如此全面。没有一个人让她愿意用一生去换取一个拥抱。

    他们一直维系着长辈和晚辈的关系。她记得分别前他的注视。他的目光照耀着她死去的部分。

    女孩后来找过很多恋人。他们都是他在某方面的一个替身。女孩被精神疾病困扰，常常在催眠状态下清理过去。

    45岁时，女孩离开了大她二十多岁的异国恋人，结束漂泊，回到故乡。

    她试着去做一个正常人。

   【美】哈雷特·阿班 著 杨植峰 译：《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1926年来到中国，次年起开始其长达14年的《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生涯。因时报在新闻界的威望与操守，阿班是众多显赫人物的座上宾，也是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顾问端纳电告新闻界的第一对象。如果不是因屡遭日本人肉体上消灭的威胁而被迫回国，阿班应该可以看到中国抗战胜利的景象。

    来华之前，阿班已在美国新闻界从业21年，最高坐至总编。但不喜编辑文案工作的他，还是选择在新的国度开疆扩土，并甘愿在抵达之初，以“奴隶稿费”，给北美报业联盟供稿。因恰逢时报驻华记者归国，阿班得以加入时报，在华十余年间，时报虽数易总编，但对阿班的信任一如既往，不仅令其担任首席记者全面主持在华报道，而且多次在危机和争议中力挺本报记者，捍卫媒体权益，其襟怀与风骨，令阿班推崇备至。

    本书以“采访战”之名引人，实则是阿班对在华岁月的回忆录，其中涉及历史事件的细节颇多，一些内容摘录如下：

进入纽约时报

    1927年，被派往上海的纽约时报记者弗雷德里克·摩尔（Frederick Moore）,因孩子面临上学，家人不愿天各一方而坚持回美， 临行前为时报遴选了两位记者，其中一位驻北京的既是阿班。当时的时报总编Frederick Birchall给他的指示简明扼要：尽一切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即使是美国有错，也要揭露事实；避免对事实做评论，因为“这是社论版的工作”；若认为故事内容美联社可能已发过通稿，就不必再花钱去复述；若对某事存疑，宁可不写，除非存疑的原因本身是新闻；宁可不发消息，也不要发了错误消息后，再去更正。

    阿班写道：“时报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少，真是找不到比这更理想的报纸了。在为时报工作的这些年里，总部从未否决过我发的新闻。当我受到持续的个人攻击或正式攻击时，报纸总予我以有力的支持。每当我看出某件事的端倪，认为需要出差采访时，我总有权自行决断。”

记者在战争中的复杂角色
  

    驻华期间，阿班的角色远远不局限于一个普通记者，而是美国政府的不支薪高级情报员，免费提供绝密情报，分量超过任何正式间谍。阿班曾写道：“在华期间，每有独家消息，我的惯常做法，总是就近通知最高美国官员，除非提供消息者要求不得外传。我敢说，发生了珍珠港袭击事件后，要是我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凭此一项，日本人就会将我列为政府特工或间谍，尽管我从未受雇于美国政府，也没有因情报工作获薪。”。对其他各国政府而言，他是个编外美国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国大使所不及。因此，日美之间、中美之间、苏美之间，都要由他频频传话。至于各国的内斗，也要向他暗泄天机，好登上《纽约时报》，搞乱对方。

驻外心得

    “大家或许以为，在异国担任驻外记者，无非就是连串的鸡尾酒会，一场接一场的官方晚宴和外交盛会，间或才写一两篇独家新闻。这种想法，真是错莫大焉。

    在中国做事，讲究的是处处勤力，时时警觉。我必须一周七天不离岗，一年到头全都如此，即使圣诞节和其他节假日也不例外。《纽约时报》是七天都出报的，我的竞争对手和各大新闻社全在流水般地持续供稿。独家新闻当然妙不可言，但若被人抢了独家，那就倍感羞辱了。

    在中国还面临语言隔阂的困难。我曾连续三年，每天上一堂汉语课，以图说一口过得去的口语。此外，我必须关注各种外语报纸，了解各种动向和观点，所以每天要看一大堆的中文报和日文报的翻译。与美国各官方机构保持逐日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局势的演变，日本外交官和陆海军武官也日渐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其他国家的领事馆也不可忽略，因为他们常有内地来的消息。这方面，新教教会及中国天主教会上海总部也同样重要。

    早期，除了日控的南满铁路外，旅行工具都很原始，出门劳顿不堪。一日出门，人人都要带一罐杀虫剂。旅行劳累不说，更兼危险，火车要么被土匪弄出轨，要么在夜里遭到射击。在内地停站时，偶尔会有仇外的暴徒扔石头砸破车窗玻璃。轮船则常被海盗洗劫，他们事先会派内应，装成三等舱旅客，内外呼应。”

拒贿

    1932年1月的一天，阿班刚从满洲采访归来不久，接到了日本武官助手高桥少佐的电话，后者要求到其公寓拜访。

    即将告辞时，高桥突然伸出握着一叠日元的手，对阿班说：“拿着，这是你的，希望你友好对待我国所做的事情。”

    阿班连忙把手插入裤兜里闪避。“嘿，少佐，别来这一套。”阿班半开玩笑地说。

    “没事的，请你收下”高桥坚持道。

    “对我来这套是种错误，”阿班说，“你我都知道哪些记者是收过贿赂的。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知道谁是受贿的，他们写的东西，就再也没人看、没人信了。这种人，对他们雇主也好，对自己也好，马上就一钱不值了。”

    “没事的，请收下吧，这是礼物。”高桥继续紧逼。

     阿班终于不管不顾地发作了。“你最好快给我滚出去！”

    高桥后来向阿班道歉，阿班答道：“说对不起，没问题。但你得知道自己到底干了什么。要知道，我拿的是《纽约时报》的钱，我得对他们诚实，向他们效忠，尽我所能，准确报道事实。你拿的是日本政府的钱，必须对日本诚实和效忠，必须将影响帝国安全和政策的事情，如实向上禀报。现在我问你，要是我给你一把钱，让你向帝国陆军总部送假情报，换句话，让你背叛自己的国家，你会怎样想？”

西安事变的独家新闻是怎么来的

    新闻史上常说，最先报道西安事变的，是路透社的赵敏恒。但赵敏恒主要是靠嗅觉推断，最多是猜测，而阿班则报道了宋子文及端纳的亲口引述，铁证如山。阿班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获取独家新闻的经过：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做头条发往纽约。我在书桌上一沓便条里随手乱翻，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国预算案的海关税收部分。一看时间，只有8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他说：“他二十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走的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到那里喝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音。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吗在一起聚会？”

    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有聚会的？”

    “蒋夫人在那儿，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儿，还有你。发生什么事了？”

    “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

    “重要吗？”

    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最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不要不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透露半句。”

    独家报道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宋子文接过电话，对我说：蒋介石将军被劫持了。事件发生在他的住处，在西安城外几英里的一座旧庙里……对，前东北军部队算是起义了，看来是和共产党联手干的。总司令已经被带进城里囚禁起来了。他的卫队成员被打死了许多。蒋介石本人翻墙逃跑时，受了重伤……没有，对方没有提出勒索。这是场政变。起义者的要求很含糊。他说，政府还未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上海海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回忆

    我睡在华清池北面的一栋房子里，紧靠着后墙。临晨4点左右，我被南面院子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卫队人数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来行刺。

    我不喜欢穿整套的睡衣裤，睡觉时爱穿你们美国人说的那种老式长睡袍，被吵醒后，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来不及换衣服，直接蹬上一双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绸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为是冬天，早晨天还是黑的。我朝着北面的围墙跑去，拼命爬了上去。那墙大概有八九英尺高吧。

    爬到墙顶后，我就两手抓住墙的边缘，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后一松手，落了下去。原以为也就八九英尺高，谁知墙的北面外是条护城河，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点没有准备。

    我跌进护城河底，身上全刮破了，撞得也很厉害，布拖鞋也不见了。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脚并用，从沟里爬了起来，痛得钻心。地面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北风冷得刺骨。到处都是一摊摊未化的积雪。

    我慢慢爬到了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渐渐变白了，我到处找地方躲，却是徒劳，周围连颗藏身的树都没有。华清池里还在战斗，我的卫兵人数不敌叛军，边打边逃，叛军一路追赶，枪声渐渐朝山坡方向移了过来。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了，一定会被害，那一刻真是非常得绝望。

    接着，我的信心又回来了，开始长时间真心祈祷。我向上帝认罪，坦承自己的缺点，祈祷说，要是上帝真的选择我领导中国走向获救，他就会显灵，将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睁开眼时，天色更亮了。不远处，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显灵了，那两只兔子，将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着它们，蹒跚地走在山坡上。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那石头下面正好有足够的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不久，叛军恢复了秩序和军纪。他们在大石下发现了我，没有杀我，也没有折磨我，只是把我带回了华清池。后来，他们又把我带往西安城里，，把我囚禁起来。

    相关链接：杨植峰《关于民国采访战的翻译问题》；韩福东《被困扰的新闻真实》

王琳：《母系家族——泸沽湖采访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从这本书上的只言片语中，孤陋寡闻的偶才知道，惊世骇俗的杨二车娜姆，就是出自这个以走婚闻名的母系社会。顿时，她的一些非正常举动，都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杨二奇特的人生经历，即便是在汉人中也是凤毛麟角，更何况发生在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泸沽湖摩梭人身上呢！摩梭人自由自在的走婚传统，在杨二的血脉中注入了热辣狂放的因子，她纵情、野性、举止怪诞、口无遮拦，她与精致小心的都市文化人格格不入，却同时洋溢着另一种蓬蓬勃勃的生命状态。

    在位于川滇交界处的泸沽湖畔，摩梭族的女子与男子一直承袭着不婚不嫁的走婚传统，这里的男女夜合晨离，生育儿女之后依然分别居住，他们没有一纸婚书的羁绊，也没有贞操观念的压抑，过着符合人性的婚恋生活。

    如果一对青年男女在社交场合或山间田野间相识相爱，他们会互赠礼物定下约期。然后，待到晚间来临，小伙子会在女孩家人安睡之后，从大门里溜进或木楞上翻进姑娘屋中幽会。刚开始时，彼此的关系是隐秘的，双方的家人都不知情，因为害羞，小伙子会在第二天姑娘家人起床前悄悄离开。秘密交往的这段时间，是双方彼此了解的阶段，如果感情不和，就会各自分手，寻找新的恋人。如果两情相许情投意合，小伙子会邀请媒人给女方送去礼品、衣饰，与其家人正式见面，以确定稳定的走婚关系。如果女方的家人同意，就会叫来村里的亲朋好友，把男方的礼物分发给大家，表示我的姑娘有主了，一对情侣的关系就算公开了。

    走婚的双方，只要没有孩子，就可以自动解除关系。男方觉得不适合女方，可以不再“走”，而女子若不中意男子，也可以不开门表示回绝，或用送盒子（如盒子里装上鸡毛和火炭，表示不相容）的方式委婉拒绝。在有了孩子真正稳定下来之前，男女双方都可以与不同的异性试婚，直到最后稳定关系为止。

    摩梭的情侣不会住在一起，男方总是晚上来，早晨走。父亲不必抚养孩子，也没有经济上的责任。孩子会生活的母亲家里，由母亲和自己的母亲、兄弟姐妹一起抚养孩子。在摩梭的母系家庭中，父亲的角色是由孩子的舅舅担当的，而孩子的父亲，也是作为舅舅，照顾着自己姐妹的孩子。

    由于没有财产的争执、没有孩子抚养的责任争议、没有赡养父母的争论，摩梭族的婚姻关系很容易解除，也更为纯粹和真挚。为了金钱和门第的爱情、让女性隶属于某一个男性或家庭的意识、色情文化和强奸犯罪等问题，在这里都是不存在的。

    摩梭族女性的生活是自由、健康、开朗而坦荡的，她们不受三从四德的束缚，不被苛责从一而终，她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寻找和选择。记者与当地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家里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小伙子，一般看重什么？”
    “看人品，是否能干。如果这个小伙子是本分的人，大家一般不会有很大的意见；如果名声不好，家族就不同意。”
    “名声不好是指什么？”
    “主要是指小伙子有偷摸和赌博等坏名声。”
    “女孩子名声不好指什么？”
    “女孩子没有名声不好的说法。”
    “看不看重男方的钱财？”
    “钱财都不重要，一般男孩子开始走婚时都很年轻，不可能有很多钱财。”
    “看不看重男孩子的家庭？”
    “也不看重，因为不靠他家，经济上两家没关系。”

    摩梭人的两性关系是开放的，但并不淫乱。母系家族中有一套严格的伦理规范，例如，异性在场时，不可谈论与性有关的话题。在长辈或晚辈面前，要回避谈论性问题。这类话题，只能在同辈同性伙伴范围内交流。

    当然，自由自在的走婚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家族的意见。一般来说，在试婚阶段，家人不会干涉个人的选择。但是如果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家族就会非常重视。其次，地理距离也会形成制约。据当地人观察，两个家庭间距离超过半天或一天路程的，小伙子的寿命都不会太长。超过一天的路程，男方只能选择在女方家住几天。另外，走婚还受到财力限制。短期走婚的男子，通常要带礼物给女方。长期走婚的男子，更是要送订婚礼物给女方。频繁变换走婚对象，会给男子带来不小的经济压力。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无孔不入，泸沽湖正在渐渐融入世俗社会。接受教育的青年一代，学会了汉字，也同时被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所改造。尤其是贞节观念，已经慢慢在一些年轻女子的心中滋生，很难说，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一位名叫小惠的摩梭女曾对记者表白：“我们虽有走婚的传统，作为一个女人，自尊自爱是最重要的，如果你选择了他，你的一生必须属于他，你就不应该再和别的男人走婚。”这令记者无言以对。

    走出了泸沽湖的摩梭人，如今选择着多元的生活方式，有的像汉人一样领证结婚，过上了两厢厮守的夫妻生活；有的通过一番比较鉴别，重新回到了人际关系简单质朴的泸沽湖，继续走婚的传统。不过，在当地人看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渴望闯荡外面的世界，他们不甘留守家乡，他们不屑于古老的仪式，他们不热衷民族服装，摩梭的文化正在淡化。在现代都市的诱惑之下，摩梭人，你的传统还会留存多久呢？

        【英】乔治·奥威尔 著 董乐山 译《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老大哥是这个世界的面孔。他自始至终没有真正出现，却用无所不能的监视和严酷笼罩着这个国家，他神秘莫测，永远正确，是一切狂热和忠诚的终极目标，也是一个极权恐怖的最高象征。老大哥的画无处不在，下面总有一行字：老大哥在看着你。

    这个国家的眼睛是电幕，它是一种能够监视并随时播放指示的装置。它安装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打嗝放屁、梦中呢喃、相夫教子、卿卿我我都记录在案。除此之外，街头遍布的是巡逻队，伺察一切看起来不对劲的征象，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

    党有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政府机构有四个部门：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每一个名字，都是反讽。真理部负责造谣，和平部负责战争，富裕部负责饥饿。

    温斯顿39岁，单身男人，真理部职员。他不喜欢年轻漂亮的女人。在他眼里，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察员。”他曾经结过婚，但妻子已不知去向快十年。她是正统思想的忠实信徒，他与她在一起多半是为了性的需要。不过，他们的性生活总是尴尬的，她做那事好像是奉命行事，几乎每次都是奋力推搡，但是，为了生儿育女的需要，她又会要求他像上班那样执行程序。他们分道扬镳之后，温斯顿有时会到贫民区找个风尘女子解决需求，他知道，这种不检点至多不过五年徒刑，暗地里，党甚至鼓励卖淫，将它作为发泄不能抑制的本能的渠道。

    仇恨周是一种例行的活动。电幕上的形象刚刚播送三十秒钟，场内就会爆发控制不住的怒吼。国家敌人果尔德施坦的脸一出现，就会自动地产生恐惧和愤怒。“每天此人的理论在讲台上、电幕上、报纸上和书本上被驳斥、抨击和嘲笑，但是，他的影响似乎从来没有减弱过。思想警察没有一天不揭露出有间谍和破坏分子奉他的指示进行活动。”他成了一支庞大的隐蔽的军队司令，这是一帮阴谋家组成的地下活动网，一心要推翻国家政权。两分钟仇恨中人们会突然扔掉一切矜持，“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像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然而，你所感到的那种狂热情绪是一种抽象的、无目的的情感，好像喷灯的火焰一般，可以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

    一个人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从此没有存在过的事情，司空见惯。逮捕总是在夜里，“一只手捏住你的肩膀，灯光直射你的眼睛，床边围着一圈凶狠的脸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举行审判，不报道逮捕消息，人就这么销声匿迹了，而且总是在夜里，你的名字从等级册上除掉了，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除掉了，你的一度存在也给否定了，接着被遗忘了。你被取消，消灭了：通常用的字眼是化为乌有。”

    无知即力量。完全不问一个为什么的忠诚的走卒，是党最稳定的基础，甚至比思想警察还重要。无知需要驯化和栽培。孩子很小的时候加入少年侦察队，他们被有计划地培养成小野人，“但是这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任何反对党的控制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和党的一切。唱歌、游行、旗帜、远足、木枪操练。高喊口号、崇拜老大哥——所有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发泄出来，用在国家公敌，用在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身上了。三十岁以上的人惧怕自己的孩子几乎是很普遍的事。……每星期《泰晤士报》总有一条消息报道有个偷听父母讲话的小密探——一般都称为“小英雄”——偷听到父母的一些见不得人的话，向思想警察作了揭发。”国家通过小密探把监视的触角直接延伸到了家里，每个人实际上都丧失了回到自我的后台，他们永远是前台的演员，“眼光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的耳边响着。不论是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澡盆还是在床上——没有躲避的地方。除了你的脑壳里的几个立方厘米之外，没有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他们不敢胡思乱想，也不可能在相互私密的讨论中置疑官方说辞，因为，所有这些危险的活动都可能触犯另一种罪行：思想罪。

    温斯顿是突然消失手段的受害者，父亲、母亲和妹妹都是在某一天不见的，他知道他们的命运，这似乎是每个人迟早都必然要面对的境况。这个每天负责将党没有说对的错误内容修改正确，以证明党不可质疑的永远正确的人，无法像多数人一样服膺于“双重思想”——既消灭着真相又火速把编造的东西当作真相，一边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他也无法接受党的名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在他眼前、在他笔下“全部历史都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他在日记上写下了大逆不道的心愿：向未来，向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人们各不相同、但生活并不孤独的时代——向一个真理存在、做过的是不能抹掉的时代致敬！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这个社会千方百计地创造着一种群居生活的模式，政治学习、仇恨周、组织活动、加班工作，每个人在如不参加就可能招致祸事的活动中折腾得兴高采烈抑或精疲力竭。离群索居、独自漫步都是有点危险的，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和性格孤僻。性生活也在严格约束的范围内，“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在禁欲和政治上的正统之间，确有一种直接的紧密的关系。因为，除了抑制某种强烈的本能，把它用来作为推动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把党在党员身上所要求的恐惧、仇恨、盲目信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呢？”

    对温斯顿来说，与裘莉亚的幽会不仅是两个叛逆者的同气相求，而且是他反抗党的一种行动和姿态，“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开始与裘莉亚在一起的时候，温斯顿就知道死是他们的必然结局。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幸福的事情——你可以瞒着密不透风的监视网随心所欲，每一次约会都是一次冒险，一次向死而生。其实，他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一个人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呢？保留哪怕是丝毫的人性、释放哪怕是些微的欲望，都是可歌可泣的。然而，因为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决心和意志、因为在心里把自己当作了一具尸体，他们又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加入奥勃良的兄弟团。

    奥勃良其实是思想警察。他们被捕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幽会的小阁楼其实是思想警察潜伏的地方，墙上那幅画的背后，其实有一个电幕。奥勃良监视他已有7年，他的一举一动始终在他们的天罗地网之中。兄弟团不过是制造出来诱捕敌人的陷阱——多可怕，连反叛者千方百计弄到手的反动读物，居然都是思想警察为引蛇出洞而精心编写的素材！

    在被捕的那一刹那，温斯顿和裘莉亚就已经绝望了。裘莉亚很快出卖了温斯顿。而饥饿、恶臭、让人丧失一切尊严和廉耻的酷刑，让温斯顿提前看到了20年后风烛残年的自己。温斯顿与奥勃良之间建立了一种怪诞的知己关系，这个人总是提前知道温斯顿心里所想的一切，然后用尽各种手段让他放弃信念。有时候，温斯顿甚至觉得，“也许，你与其受人爱，不如被人了解更好一些”。奥勃良对温斯顿“坦诚相见”：“真正的权力，我们日夜为之奋战的权力，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而是控制人的权力。”“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奥勃良不想让敌人抱着自己的信念赴黄泉，他发现，古往今来，这样的敌人会成为英雄，而凶手会成为刽子手。他必须让敌人在临死前已经成为党的信徒，而后，他们会带着无限的对党的愧疚而欣然赴死。 

    “你相信上帝吗，温斯顿？”
    “不相信。”
    “那么那个会打败我们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人的精神。”
    “你认为自己是个人吗？”
    “是的。”
    “如果你是一个人，温斯顿，那你就是最后一个人了。你这种人已经绝迹；我们是后来的新人。你不明白你是孤家寡人？你处在历史之外，你不存在。”

    在进入101房间之前，温斯顿还是个人。虽然提供了一切为了活命而需要的关于裘莉亚的真实和虚构，但他对她的感情一切如旧。他没有出卖裘莉亚。奥勃良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还要品尝最后一道“甜点”——101房间。从101房间活着出来的人，都已经是新人了。温斯顿变成了新人，在最后的生死一瞬间，人是完全自私的动物。他对要放老鼠咬死他的人大吼：“咬裘莉亚！咬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你们怎么咬她都行。……”

    在遮荫的栗树下
    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党再也不用注意他了。它让他过了一段好日子，然后给了他自由——一颗射穿脑袋的子弹。自由即奴役，临死前，他战胜了自己，他热泪盈眶，他热爱老大哥。

      来自：keso的“对牛乱弹琴”

      三年前，也就是2005年1月6日到2月10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盛大和它的关联公司在二级市场接连暗中出手，共秘密购入9,821,765股新浪股票，占新浪发行股份的19.5%。2月18日，盛大向SEC提交报告，正式披露有关交易信息（2月18日是盛大披露消息的日子，而不是动手收购新浪股票的日子，所以这个故事完全不是盛大总裁唐骏所讲述的那个娱乐版本）。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这件事立刻在当时的中国互联网上炸开了锅。

   不久，新浪抛出“毒丸计划”，阻止了陈天桥继续购入新浪股票，并在后来的股东大会上，成功打破了陈天桥入主新浪董事会的企图。操盘此事的，正是时任新浪CFO的曹国伟。后来盛大受挫IPTV战略急等钱用，只能陆续转手新浪股票，整个偷袭行动最终得到的，仅仅是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收益。而新浪，则在几个小股东和内部人的掌控下，玩儿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

   三年前，我是新浪的坚定支持者，我把盛大收购新浪的行动，比作Playboy控股《纽约时报》。三年后，重新审视这两家公司，我发现，盛大命途坎坷，但却在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家手上。新浪顺风顺水，但却在一帮擅打小算盘的人手上。

   新浪股权分散，没有大股东，只有当权者。盛大收购新浪股票时，新浪最大股东四通公司也仅持有不足5%的新浪股份。但新浪的无主状态，却成为当权者以小搏大，从新浪身上揩油的便利条件。5%就足以撬动100%的利益，何乐不为？如果新浪是一头奶牛，那么扑在新浪身上的，都是来喝奶的，没人在乎它的奶水何时枯竭，没人会去喂它草，更不会有人考虑开辟新的草场，培育新的奶牛。新浪的未来？与我何干。像奥运会这种事，到底是企业借势成长壮大的绝佳外部条件，还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绝好历史机遇？

   没错，今年中国互联网广告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而且这增长也主要会发生在门户网站上。但别忘了，奥运会只有17天。当希望全被寄托在这17天，我看到的是更大的绝望。就像在股票市场，每个人都认为，政府不会让股市给奥运会甩脸子。是不是奥运会闭幕那天就是世界末日？

     马云说：“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财务官当CEO有问题，财务官的职业是检查，是控制，所以财务官当CEO会缺乏远见”。这话算不上真理，但却不无道理。现在，你看不到新浪有任何着眼3年、5年后的战略投入和宏观布局，你也看不到任何执着基础上的创新。这头奶牛有还算丰富的奶水，足够吃上两三年，这就够了。

   三年前，新浪仍称得上中国互联网第一品牌，今天，它正在从二流向三流滑下去。假如三年前陈天桥成功入主了新浪，别的不好说，但有一点我确信，新浪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吃山空，肯定不会自甘沉沦却心安理得。三年前，对于新浪给与董事会高管的期权奖励计划，盛大作为大股东曾经很不给面子地不予支持。如此看来，新浪董事会当初拒绝盛大收购，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个人利益、而非股东利益的需要，一旦盛大收购成真，CEO独享86%奖励期权的“惯例”就很难延续。但是，如果想走得更远，新浪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所有者。

   做媒体的Yahoo!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因为有个长势更良好的Google可以跟它比。同样做媒体的新浪却仍然很滋润，因为没人拿长势更良好的百度跟它比。当然，百度没有像Google那样改变互联网广告的整体格局，也给遍地丛生的门户们留出了足够的机会。

命运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死于战场，死于旅途，还是死于汹涌波涛之中？
邻近的幽谷，
是否会收纳我那冰冻的尸灰？

   

         回忆往事的叙述，总是让人迷恋。前面部分的《普宁》舒缓平白、低沉感伤，直到结尾，我才明白朋友为何力荐这位作者——纳博科夫。结尾忽然插入的是旁观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原来他正是普宁前往温代尔学院的引荐者和庇护人，他以一个与普宁结识多年的故旧身份，借助几次相逢中闪回的片段，平静地概括了普宁的一生，补充了人们关于普宁身份的诸多疑问。这段叙述通过视角变换，跳出普宁本人，从“客观”的角度陈述了一个别人眼中的普宁，这与前边读者通过第三人称感同身受到的普宁形成强烈反差，互为补充。一个自傲、孤僻、满腹经纶、唐突怪异的知识分子，他在现实世界中被排挤、被嘲笑、微不足道的悲剧性的一面被呈现出来。每一个人，对他自己而言，都是最神圣的存在，他常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凡响，自己那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苦痛，他的每一次跨越和每一次被他人认可的发现，他的流亡、安顿、欣悦和追忆，独一无二。然而，对于这整个的世界和一个无关紧要的相识而言，这个人的有无其实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他只是一个匆促而过的身影，一个命运可能随时被权势改变的笑料，一个不可救药不识时务的可怜人。结尾是这部小说最奇绝之处，它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陡然丰富，人物性格更趋复杂。它饱含沧桑，看似平淡无奇却叫人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正是它的存在，成就了这部小说的卓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普宁》，梅绍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胡佛研究院是美国顶尖的智库之一，该院以微缩胶片方式，收藏了国民党自1894兴中会创立至2000年的所有党史资料。2005年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妻子蒋方智怡同意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年，并将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由于大量的中共、国民党、中国名人档案保存在胡佛档案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重心已移至美国。专家认为，胡佛“近代中国文档”的开放，足以改写近代中国历史。已经开放的蒋介石1945年以前的日记，也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蒋介石。

    关于蒋介石的日记是否可信的问题，国内的权威杨天石认为，日记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一个人怎么可能连续55年每天写假日记呢？而况这些日记不仅蒋生前没有公布，现在的开放也是蒋介石家属在屡屡动员下拿出来的。当然，真实不能与正确划等号，也不能认为蒋日记中的每句话都是对的。通过对日记的研究，专家得出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蒋介石最初是广东陈炯明部队中的一个参谋长，官阶资历均不能跟许崇智、陈炯明等相比，但他在短短10年之内跃升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和军事统率，凌驾于国民政府内部的实力派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之上，有何深层原因呢？专家分析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蒋是同盟会中极少数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军人，无论谁主政都要仰仗他的长才，另一方面与他对孙中山的特殊情结有关。1912年蒋介石刺杀了光复会的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的最主要政敌，做了孙中山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但他定心有所感。”。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蒋介石赶到“永丰舰”陪伴孙中山，孙说，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蒋早已是孙属意的接班人选。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开始培养嫡系部队。当时军校根本没有枪，蒋介石托朋友借了500条枪，蒋在演讲中总是说：“我是靠500条枪起家的”，就是这个缘故。那时蒋介石和廖仲恺几乎每天都商量如何筹款，有一次实在没办法就找汪精卫的太太借钱，并特意言明利息加倍。

    蒋不是军阀，具有那些盘踞一方彼此内斗的军阀所没有的眼界和见识,他关心中国问题，经常在日记中讨论日俄欧美的国际关系问题，更有现代意识。20年代末、30年代初，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权力时，整个国民政府处在分裂状态，汪精卫和孙科在武汉，胡汉民在广州，冯玉祥、阎锡山在北方，瓜分了部分权力。蒋介石依靠哈佛毕业的宋子文和耶鲁毕业的孔翔熙成功地稳定了财政，争取到了实力雄厚的江浙商界的支持，因而很快在较量中胜出，通过北伐战争最终掌握了政权。宋子文才华横溢，整个国民政府的财务系统由他一手建成。当年，为了争取财团的支持，宋子文说服蒋介石承受了各个“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发行的、事实上信用已经完全破产的债券，不断找有势力的工商界谈判，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承认这些债券，而且会分期付款，部分、折价或延后偿还。本来拿不到任何回报的工商界比较了各种势力的政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接受了这些政策，蒋介石也从而得到了支持。

    蒋介石早年是国民党左派，他学习俄文，也读过一些马列著作及共产主义书籍。1923年，蒋介石率孙中山派出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他看到了苏联的缺点，也看到了苏联的问题，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野心。到了12月，他说共产主义虽好，但不适合今日之中国。记录他这一思想转变的完整过程的日记写于1924年，但这些日记不幸遗失，蒋还曾怀疑是中共偷走了这些日记。

    蒋介石一直认为中日军力对比悬殊，早在北伐战争时期，他就有“三日亡国”论，认为两国一旦交战，日军将在三日内占领中国沿海地区。九·一八事件后他更加确信“中日必有一战”。蒋认为中日开战，中国绝无短期内取胜可能，因此需要一方面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30年代初，宋子文主张中国应当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结盟，以遏制日军的军事扩张。但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蒋和许多国民党高官一样，热衷“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幽禁张学良长达大半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安事变扭转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中共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最终导致国民党失去大陆，这使蒋终身不能原谅张学良。

    日记记载，蒋介石年轻时好斗好色，但1927年与宋美龄结婚后改掉了这一毛病，坚持写日记修身养性。蒋在日记中常以“三妹”、“爱妻”等蜜语称宋美龄。1929年，蒋的领袖地位尚不稳固，一刺客潜入卧室行刺，被蒋一声大喝吓跑，但导致宋美龄受惊吓小产，此后再未生育。蒋介石非常伤心，连续数天在日记中提及此事。抗战局势凶险，蒋多次劝说宋美龄躲避到安全地区，但宋美龄坚持与蒋生死与共，蒋极为感动，在日记中写道“吾妻爱情甚笃”、“吾妻与余协助之功实更大”。

    蒋介石的一本手抄本《圣经》也首次曝光，其中有蒋多处眉批。因岳母笃信基督，临终前蒋为给老人一点安慰，承诺愿意受洗。受洗后，蒋每天早上读《圣经》，晚上祷告。在抗战中，每遇困难都必祷告，在最困顿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记录自己的言行，时刻勉力自己。1975年，蒋介石去世，秘书秦孝仪撰写遗嘱，初稿中曾有：“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宋美龄指示在其中插入“耶稣基督”四字，变成“无时不以耶稣基督和总理信徒自居”，此举引起朝野和史学界争议，但也反映出蒋对基督的信仰。

    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21－25版

    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是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
    和那个时候所有军人的孩子一样，我是在群宿环境中长大的。一岁半送进保育院，和小朋友们在一起，两个礼拜回一次家，有时四个礼拜。
    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有个工厂，专门生小孩，生下来放在保育院一起养着。
    每次需要别人指给我，那个正在和别人聊天的人是你爸爸，这个刚走过去的女人是你妈妈。这个事我已经多次在其他场合公开谈论过了，为了转换我的不良情绪——怨恨他人，我会坚持把这事聊到恶心——更反感自己——为止。
    说来可悲，我十岁刚从保育院回到家最紧张每天忧心的是不能一下认出自己的父亲。早晨他一离开家他的面容就模糊了，只记得是一个个子不高的阴郁暴躁的黑胖子，跟家里照片上那个头发梳得接近一丝不苟尽管是黑白摄影也显得白净的小伙子毫无共同之处，每天下班他回来，在都穿着军装的人群中的这第一面，总像是突然冒出的一张脸，每次都吓我一跳，陌生大过熟悉。
    他和院子里另一个大人任海的爸爸有几分相像，大人下班我和大大任海经常站在一起猜远远走来的是谁的爸爸，有时同时转身魂飞魄散地跑，跑回家呆了半天发现爷爷没上来，才觉得可能是认错了人。我们必须及时发现父亲，因为多数家庭都给孩子规定玩的时间，而我们一玩起来总是不顾时间，所以一看见父亲回来就要往家跑，抢在父亲到家前进家门就可以假装遵守时间。
    小孩一起玩时也互相帮着了望，看见谁的父亲正往家走就提醒这孩子赶紧撤，最怕正玩得高兴，身后传来爷爷的吼声：王宇王朔！那喊声真能叫人全身血液凝固。爷爷是搞情报出身的，神出鬼没，我们在哪儿玩都能找到，冷丁现身大吼一声。上初中时有一次旷课和几个姑娘在王府井东风市场“湘蜀餐厅”吃饭，忽然听到厅堂内有人努喊一声“王朔”，几乎昏过去，缓过来发现是一端盘子的喊另一个端盘子的“王师傅”，北京话吃字，王师傅仨字吼起来就变成了“王缩”。后来我就听不得别人喊“王师傅”，听了就心头一凉，到现在，谁也不怕了，别人喊别人王师傅，我这厢还是头皮发紧。
    小时候，院里有两个小孩我和他们长得很像，一个叫北海，一个叫江红。江红家在老段府和我家住隔壁，江红妈妈每次我进走廊都要凝视着我直到他跟前。我就知道她拿不准走过来的是谁。北海妈妈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打饭，上来就抢我的饭盆，我连忙叫阿姨阿姨我不是北海，她才发现认错了孩子，笑着往后面去找北海。
    爷爷也吼过人家孩子。
    我小时候最恨大人的就是不理解小孩的友谊，把小孩贴上标签互相隔离，自己家孩子是纯洁的羔羊，别人家孩子都是教唆犯，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被爷爷堵着门骂过，害人家挨家长的打，简直叫我没法向朋友交代，好在小孩间互相有个谅解，都知道大人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理喻，否则直接陷我于不仗义。直到我进了公安局，成了院子里公认的坏孩子，被别人家长当做坏孩子隔离，爷爷自认为颜面尽丢，也不再好意思去找人家。
    我小时候有一次，奶奶开家长会回来，拿着小本子一条一条谈你的问题，说到老师提醒你注意与袁航的关系，立即激起我强烈反感，我跟奶奶说：挑拨孩子的关系真卑鄙。我说孩子最需要什么，需要理解和尊重，把他当个人。我没有提爱，那是奶奶理解范围之外的事，她只认对错按她的标准，要一个孩子永远正确就是她的爱。

      英国BBC电视一台的台长彼得·芬克姆10月5日递交辞呈，原因是他在已经发现一个故事并非真实的情况下，仍然允许展现该故事的预告片播放，直到次日下午方才终止。彼得对不当娱乐化报道中虚构事实的纵容，违背了BBC严格恪守的专业主义规范，他因此被迫离开这个每年掌控10亿英镑开支、享有极高社会名望的位置。
    引发这场辞职的是一部名为《与女王共度一年》的记录片的预告片，在片中人们看到，摄影师在白金汉宫为女王拍照时说：“我觉得不戴王冠看起来更好,因为礼袍实在……”女王冷眼看着他并指着自己所穿的礼袍说：“不戴？你认为这是什么？”而后女王头戴王冠沿走廊行走，对随从说：“我什么也不变，我这么穿就足够了。”这个情节给观众留下了女王与摄影师在争执是否戴王冠之后愤然离去的印象，而实际上，女王并未走开，片中走的片断是嫁接了女王向摄影师走来时的镜头。片中对事实先后顺序的颠倒使得图像表达的意义违背了真实状况。结果此片招致皇室和众多公众的投诉。
    BBC前高管在独立调查此事件的长达21页的报告中认为，这一记录片的制作“判断失误、操作失当、且系统效率低下”。失误在摄影师无权要求摆拍，“失当”在剪辑时丧失新闻真实性原则，“效率低下”在台长发现问题时仍不立刻纠正，而在播放第二天才迟迟道歉。负责制作这部纪录片的RDF媒体集团创意总监斯蒂芬·兰伯特引咎辞职。
    与以往BBC电视一台那些具有过硬的专业历练和政治手腕的掌门人不同，彼得·芬克姆在2005年上任之前从未在BBC工作，对BBC严格的专业标准和内部政治不甚了了。他过去从事与娱乐有关的电视报道，较少涉及严肃政治。在这次事件中，普遍认为彼得有着试图用悬念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的企图，他无视新闻真实以及纵容严肃问题娱乐化的倾向，不符合专业精神，违背了新闻道德。他的辞职，是对BBC信誉的保全。
    英国新闻界有两句名言：“只要是真实的，就可无所畏惧地播报”、“评论是自由的，事实是严谨的”。在BBC，那些恪守专业戒律的高层，即使迫于其他压力而离任，也是载誉而退。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BBC广播台发布了唐宁街10号编造开战理由的报道，虽然BBC主席和总裁不得不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双双辞职，但他们是在欢送中离去。而彼得·芬克姆这样，因为违背专业规则而离开的首脑，带来的却是公众对BBC的更乐观评价。

      导师最近发表了一篇《论作秀》的文章，谈到了新闻作秀的问题。文中指出，作秀是英文中show的汉语表达，其内涵是显示、被看见、展示、展销、陈列、演出、炫耀等等。这个词汇的流行，反映了社会心理和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化，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环境之下人们争夺他人注意力的竞争状态。

     作秀原本主要在演艺界使用，即表演。在文化、艺术、游戏类互动中，这种行为方式无可厚非。比较令人担忧的是，它延伸到新闻领域之后，对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构成威胁。当下的情况是，为了追求可视、逼真和戏剧性的效果，一些电视新闻报道在涉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时，采用真人在一定场景中重现事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这违背了新闻报道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而非创造性再现的准则，另一方面这种重现本身时常夹杂着作为“导演”的新闻记者的主观评价和推测，造成对新闻事实的歪曲。文中的一个举例令人印象深刻，即如果一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尚未查清，而新闻记者像拍摄电视剧一样，让“演员”在一定场景下重现了其所设想的作案前后过程，之后，当媒体发现自己的重现与公安机关公布的事实不符时，为了自身的面子，反而对真相进行淡化处理。显然，这样的新闻作秀不仅操作繁琐，而且以做戏损伤了新闻事实，是对公众的愚弄和利益伤害。

     现在，值得注意的新闻作秀方式可能有以下这些：电视记者由于错过现场画面，找新闻当事人或其他“演员”重演新闻发生过程；电台记者由于没有现场录音，而采用重新录音并与背景声合成的办法人为制造现场效果；报纸中没有完全依据新闻事实绘制的漫画和图式。这些手段事实上使新闻报道真假难辨，违背了了新闻职业道德。其实，偶在读报中还发现了另一种作秀现象：在新闻报道的配发图片中，编辑没有陈述事实，而是以自己的想象假设对白，这种手法诚然给新闻添加了更多的娱乐和戏剧元素，但也因为虚拟的对话设计而可能带来偏见和误导。

       张爱玲在《对照记》的结尾处回顾自己的一生，虽寥寥几笔却让人感慨万千：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

    然而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苍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

    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