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谢泳
   
    钱穆写《国史大纲》的时候，特别在书前提醒读者，其中一处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还强调“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钱穆的本意是要当时的读者对中国历史不能简单否定，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钱穆完成本书在抗战期间，他对读者的忠告，在当时有特殊意义。后来我们经常用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来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情感。由钱穆的话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如果还是简单重复钱穆的话，意义就非常有限。不是说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不对，而是想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是无条件的，而应当先具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

　　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权利，除有特殊约定的法律规定外，国家不能随意限制本国公民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前提下的，如果不确立这个前提，单方面要求本国公民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是不公正的。我们今天了解国史应当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

　　一个公民如果试图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他们有权利自由讨论和获得对他们想要了解的历史真相的完整信息，如果一个公民不能完整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再谈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就是一种虚伪。在这个前提下，公民对本国历史的理解应当按如下原则进行：

　　完整了解对历史现象研究的全部信息，至少理论上要意识到全世界对那些历史真相研究到了何种程度，而且尽可能获得完整详细史料。

　　对将要了解的历史要掌握完整的史料，这些史料可能因其它条件而无法获得（比如法律规定、经济条件限制等），但公民获得这些史料的权利是平等的，也是公开的自由的，他们事实上可能得不到完整的史料，但他们想得到这些史料的权利始终存在，且不能被剥夺。

　　公民了解的史料必须是完整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如果公民事实上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他们有权利拒绝接受国家强制公民接受的历史，对青年公民尤其如此。

　　公民对自己了解的本国历史，有自由评论的权利，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进行判断的权利，只要不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不违背起码的知识体系和常识逻辑，他们有权利对自己判断的历史保持独立的观点和认识，国家不能预设自己对历史有天然解释权力，然后把自己解释的历史结论强加给公民。

　　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要发自内心，政府不能用现实功利目的，诱导公民接受不经完整史料支持的历史结论，公民有对本国历史真相表达自己独立看法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当以公开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本保障。

　　公民有自由选择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使用史料的学术规范、获得史料的统计模型的权利，只要这些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知识体系上自成一格，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结论都属于自由研究成果，都有作为知识积累存在的权利。

　　公民对历史真相有保持怀疑的权利，有要求完整公开档案的权利（在法律规定前提下），在完整历史档案没有自由公开前提下所做的历史研究，不能成为历史的最后结论。

　　公民不可能在穷尽史料的前提下来了解历史，但穷尽史料的努力是了解历史的常识，公民了解历史以前，先要了解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国家对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是公民了解真实历史的基本常识。

                                                       奥运会遇到抗议者并不可怕

                           长平

   北京奥运会采火仪式在希腊举行时，遇到“记者无国界组织”成员的抗议，警方及时控制了事态，仪式按照既定程序完成。此事件在国内媒体报导後，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反响，很多网民充满了斗争意识，强调“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应该严阵以待”。在我看来，这些情绪未免过分紧张。抗议活动在大型国际活动中司空见惯，奥运会也不会因为这一类抗议而受到影响。

一部奥运史，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欢乐、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它同时也是一部表达抗议的历史。现代奥运会的第2届就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有些国家不顾创设者顾拜旦的坚决反对，派出了女子运动员参赛，打破了古代奥运会对妇女的禁忌。此後奥运会中的抗议或捣乱活动几乎没有间断，大到苏联出兵阿富汗，小到大学生的一个玩笑。1956年，中国政府认为国际奥委会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第16届奥运会，以示抗议。1958年，中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联系，直到1979年才恢复。

  前些天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家媒体，也从趣味历史的角度，报导了不少奥运会火炬传递史上的抗议活动。比如悉尼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本国反对奥运会的人士千方百计阻止火炬传递，有的用弓箭远射，有的跑去拦截火炬手，有的要抢去火炬扔进大海。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更有一名叫拉金的大学生和同学开玩笑，弄了个假火炬跑去交给市长，市长接过後已经发表演说时，才发现真正的火炬手正在跑来。这些小“闹剧”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媒体在回顾时喜闻乐见地称之为“一道奥运风景线”。

  新华社在报导最近这一事件时，没有采用在报导别国抗议活动中使用的“抗议”字眼，而代之以“捣乱”、“闹事”、“笑柄”等词语。其实，所有的抗议活动，在奥运会主办者看来都是捣乱和闹事，但未必是笑柄。从历史上看，有些抗议毫无道理，有些抗议为闹而闹，有些抗议却很有意义，无论哪一种，都会给主办者带来麻烦。毫无疑问，主办者应该安排警力，维持秩序，应对骚乱。抗议活动中使用暴力都涉嫌犯罪，应该严厉制止，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的人质惨案更是遭到全世界的谴责。但是对于更多的非暴力的和平抗议，国际惯例都是宽容对待，理性维持。1956年那个大学生拉金，还得到澳洲人的会心一笑，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选他当上了真正的火炬手。

  不单是奥运会，我们从新闻中还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大型国际活动，比如八国峰会、世贸组织大会、联合国大会等等，都伴随着抗议活动。道理很简单，无论哪国政府，哪个国际组织，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满意，必然存在反对意见。这时只有两种选择，要麽允许这些反对意见表达出来，要麽禁止表达。表达意见的人，都希望借助大型活动把声音放大，这是很自然的逻辑。有人说这是西方的“抗议文化”，其实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古代有百姓拦住巡抚的官轿喊冤，现在则有很多人赶在全国“两会”的时候***。

  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意见更受重视，还会耍出各种花样来。比如2005年的香港世贸组织大会上，韩国农民跪拜游行，中国媒体都称赞说很有创意。

  宽容对待抗议者不仅是对表达反对意见的尊重，而且有助于培养一个自由的充满活力的环境。2004年初我去雅典旅游时，亲眼看见那里奥运前夕的散漫和无序。当时国际媒体都为它着急，觉得这一届奥运会肯定是办砸了。结果他们忙了一阵，拿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开幕式来，成为奥运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我认为，这种创造力跟自由散漫的环境是有关联的，整齐划一的文化中只有团体操的优势。

  需要声明的是，我这些意见并不涉及“记者无国界”组织成员的抗议内容。即便我坚决反对他们的抗议主张，我也愿意尊重他们表达抗议的权利。奥运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体育盛会，应该释放出一种自由、和平与宽容的气息，而不是一种紧张、固执而排他的大一统观念。

         当年牟定“打狗风暴”引发的国际批评言犹在耳，无锡公安又开始炫耀一身价格不菲的打狗行头，甚至登上了新浪网新闻频道的主打图片位置，想必新浪网也是想让这种政府的不智行为，得到一个公开示众的场所。

    一个不懂得爱护动物的政府，何以保护人民；一个连抓狗都要使用如此重型装备的公安部门，何以让人民确信它打击不法集团的能力；一个打狗行动都要如此奢侈的部门，如何令人相信它不会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

    在此，觉得实在有必要将当年牟定打狗风暴中媒体的诸多评论加以重温，以反对无锡政府简单幼稚的管理举措和侵犯私人财产的“勇猛作风”。

    美联社报道：

    这一事件在网上引起广泛的争论。许多中国法律学者以及动物权利保护者谴责这一行为残酷血腥。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则表示，重点更多地应该被放在预防上。

   “捕杀这些狗显示了政府官员在预防疯狗病上的失职”，中国政法委员会属下的刊物法制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宠物在中国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国政府必须以理性和人道的方式来对这一现象进行管理”，国际动物福利基金北京办事处主任何杰夫（Jeff He,音译）在一封寄给牟定县政府的抗议信中表示。“这种极端的行为只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洛杉矶时报报道：

    今年是中国的狗年，而属狗在中国人眼中是吉利的，无数中国年轻夫妇都选择在狗年生下小孩，以求为子女带来好运。但是，在中国，狗并不一直被当作人类最好的朋友来对待。

    检察官杨涛在信息时报发表文章指出：

    被打的狗绝大多数都是有主的狗，也就是意味着这些狗都是公民的私有财产。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各国宪法都给予了充分的保障，即“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从这个角度讲，将公安、检察、法院的人员抽调到打狗队，必将损害公民公正地寻求司法保护，堵塞公民合法救济的途径。

     从法律角度上看，这种打狗行动的合法性让人质疑。这些狗是狗主人的私有财产，宪法规定，任何人都无权未经许可，不经司法程序剥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而就报道来看，全国很多地方的打狗行动，都是采取上街看到狗就捧杀的方式，就是对狗主人私有财产的粗暴剥夺。更何况，对很多狗主人来说，狗不仅仅是私有财产，更是他们有生命的夥伴和家庭成员。 简单的致死处理，是懒政，是领导头脑简单的产物。那甚至都说不上是行政行为，而是在虐杀动物。

肇事照片

    链接：报道原文

    偶认为，此事件的相关问题如下：

    1、照片是否是“闭眼照”，这不是仅凭某个领导随意的个人判断就可以作为处理理由和证据的，而应该通过严格的技术鉴定，由多人确认方可令人信服。
    2、一张并非虚假报道的照片，只因效果不理想，领导不满意，记者本人就遭到辞退，这样严重的处理到底依据何在。
    3、即便照片犯了重大的政治性错误，也应该由当班编辑和值班总编承担部分责任，因为摄影记者本人只是提供照片素材，而图片的选择关键在于编辑，版面的最终通过关键在于值班总编，在这两方面的负责人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由摄影记者本人做深刻检讨，以至被辞退，显然是有欠妥当的。
    4、通常在重要会议上，党和政府的官员为了保证报告的准确严谨，在绝大部分报告时间内都是低头念稿的，如果这张被很多人确认为由于印刷效果而导致的“睁眼”变“闭眼”的低头照被视为暗示了“政府工作不力，领导低头认错”，那么今后所有的领导在大会上做报告的照片，是否都必须做到高昂头颅、目光如炬才能被采用呢？如果领导未能表现出上述举动，那么照片的责任是否都必须由如实拍摄的记者承担呢？
   5、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的《通州时讯》是以区党委和区政府的相关活动和政策等的宣传为主要任务的，问题是这样的党报到底是组织的，还是个人的，一个报道的政治效果到底是由组织集体评判，还是由某个直接被报道的领导自己按照个人喜好和愿望进行判断。如果区党委和区政府的每个领导，都可以按照个人的审美标准随意处置党报的工作人员， 那么党报何以借助一种相对一致的、可操作性的标准来保证不犯错误呢？

      来自：keso的“对牛乱弹琴”

      三年前，也就是2005年1月6日到2月10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盛大和它的关联公司在二级市场接连暗中出手，共秘密购入9,821,765股新浪股票，占新浪发行股份的19.5%。2月18日，盛大向SEC提交报告，正式披露有关交易信息（2月18日是盛大披露消息的日子，而不是动手收购新浪股票的日子，所以这个故事完全不是盛大总裁唐骏所讲述的那个娱乐版本）。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这件事立刻在当时的中国互联网上炸开了锅。

   不久，新浪抛出“毒丸计划”，阻止了陈天桥继续购入新浪股票，并在后来的股东大会上，成功打破了陈天桥入主新浪董事会的企图。操盘此事的，正是时任新浪CFO的曹国伟。后来盛大受挫IPTV战略急等钱用，只能陆续转手新浪股票，整个偷袭行动最终得到的，仅仅是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收益。而新浪，则在几个小股东和内部人的掌控下，玩儿得风生水起，游刃有余。

   三年前，我是新浪的坚定支持者，我把盛大收购新浪的行动，比作Playboy控股《纽约时报》。三年后，重新审视这两家公司，我发现，盛大命途坎坷，但却在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家手上。新浪顺风顺水，但却在一帮擅打小算盘的人手上。

   新浪股权分散，没有大股东，只有当权者。盛大收购新浪股票时，新浪最大股东四通公司也仅持有不足5%的新浪股份。但新浪的无主状态，却成为当权者以小搏大，从新浪身上揩油的便利条件。5%就足以撬动100%的利益，何乐不为？如果新浪是一头奶牛，那么扑在新浪身上的，都是来喝奶的，没人在乎它的奶水何时枯竭，没人会去喂它草，更不会有人考虑开辟新的草场，培育新的奶牛。新浪的未来？与我何干。像奥运会这种事，到底是企业借势成长壮大的绝佳外部条件，还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绝好历史机遇？

   没错，今年中国互联网广告会有一个较高的增长，而且这增长也主要会发生在门户网站上。但别忘了，奥运会只有17天。当希望全被寄托在这17天，我看到的是更大的绝望。就像在股票市场，每个人都认为，政府不会让股市给奥运会甩脸子。是不是奥运会闭幕那天就是世界末日？

     马云说：“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财务官当CEO有问题，财务官的职业是检查，是控制，所以财务官当CEO会缺乏远见”。这话算不上真理，但却不无道理。现在，你看不到新浪有任何着眼3年、5年后的战略投入和宏观布局，你也看不到任何执着基础上的创新。这头奶牛有还算丰富的奶水，足够吃上两三年，这就够了。

   三年前，新浪仍称得上中国互联网第一品牌，今天，它正在从二流向三流滑下去。假如三年前陈天桥成功入主了新浪，别的不好说，但有一点我确信，新浪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吃山空，肯定不会自甘沉沦却心安理得。三年前，对于新浪给与董事会高管的期权奖励计划，盛大作为大股东曾经很不给面子地不予支持。如此看来，新浪董事会当初拒绝盛大收购，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个人利益、而非股东利益的需要，一旦盛大收购成真，CEO独享86%奖励期权的“惯例”就很难延续。但是，如果想走得更远，新浪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所有者。

   做媒体的Yahoo!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因为有个长势更良好的Google可以跟它比。同样做媒体的新浪却仍然很滋润，因为没人拿长势更良好的百度跟它比。当然，百度没有像Google那样改变互联网广告的整体格局，也给遍地丛生的门户们留出了足够的机会。

       综合消息 用图片合成虚假新闻组照《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的《大庆晚报》摄影部副主任刘为强，于2月18日被该报宣布解聘，大庆晚报总编辑王忠一引咎辞职。

    2006年刘为强用PS合成的一组图片《青藏铁路为野生动物开辟生命通道》在新华社刊发，并被广泛转载。之后，该作品获得《影响2006•CCTV 图片新闻年度评选》专业组铜奖，2008年该项赛事的组委会与专业组评委会在查实作品为伪造后，取消了刘的获奖资格。

    2008年2月18日，刘为强就虚假图片事件致歉，他在致歉信中说：“面对一个神圣的职业，我已没有理由再从事新闻行业，更没有资格履行记者的职责，我现已向供职单位申请辞去记者工作。作为摄影人，我仍会致力于中国藏羚羊的保护事业。做为志愿者，我仍愿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奉献一生。”

    同一天，大庆晚报编委会在大庆网上发布《大庆晚报关于本报摄影记者刘为强CCTV获奖作品造假的致歉声明》，宣布对藏羚羊获奖合成照造假记者刘为强给予解聘处理，而该报现任总编辑王忠一也已引咎辞职。

    相关：

    金镜头获奖者自爆造假

    1997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遇到一位美国的政治学教授，她那年正好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乡村选举的论文，从此这一选题成为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趋之若鹜的领域。在与她的交谈中我问她：“你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中国？”她很认真地告诉我：“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学习中文，从第二年开始，我认为自己懂得了中国，也懂得了中国人。但这种自信到了第五年以后慢慢减弱，因为通过媒体阅读到的资讯与中国人私下告诉我的总是不一样。到了第8年，随着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日益加深，我越来越认为自己并不真懂中国。”

    类似的看法我还听到其他的中国问题专家谈过，其中包括一些在中国工作多年的高级外交官。一位在中国工作过8年的外交官曾对我谈过，去中国之前，曾经通过情报部门得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资讯。但到中国之后，他通过中国媒体报道初步得到的印象是完全否定来自美国的那些资讯。这种情况让他困惑且无所适从，直到第三年他才开始明白：不能仅仅只通过中国的媒体了解中国。因为真实的情况可能与媒体上报道的正好相反，这位外交官幽默地说：“中国的媒体是只万花筒，看起来很美好，但一切都是经过变幻处理的。”

    一位曾驻中国5年的日本记者曾对我说：“我在中国看到的与听到的情况，让我感到中国经济很繁荣，与你书中谈的不一样。我当然知道你的书在中国很受欢迎，但是你怎么解释我看到的与你看到的不一样？你要说服我，才能说服日本读者。”于是我问这位记者：“我想请你告诉我两点：第一，你有关中国的资讯来源有哪些？第二，你到过中国哪些地方，除了大中城市之外，去过农村没有？尤其是去过政府限定之外的中国农村没有？”这位记者告诉我：“我去过中国大多数省会城市，也偶尔搭上计程车看过中国的郊区，但我没有去过离城市几十公里以外的农村，也没有机会做调查；有关中国的资讯我有三个来源：一是通过中国的媒体，二是与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官员接触，三是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了解。”于是我对这位日本记者说：“首先，这三个来源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媒体是按照政府意旨进行宣传，政府官员是政府的发言者。至于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消息，其来源主要也是这两个。而真正的中国，其实完全被这三个来源所遮罩了。其次，70%的中国人住在农村，你如果没到过中国的农村，就等于并没有到过真正的中国。一些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包括部分中国人在内，经常拿中国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与一些盛会城市做例子，证明中国的繁荣发达，甚至还有人那上海与纽约东京相比，最后证明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逊色。但恰好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住在这几个城市里，农村的面貌才是中国真正的面貌。有一句这样的经验之谈：没到过美国的乡村不知道美国的富饶，没到过中国的农村不知道中国的贫穷。而且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外国人在中国可以去什么地方，不可以去什么地方，是由法律条款加以限制的。你如果认为走马看花式地走了一些地方就了解中国，那么我已经来过日本三次，也到过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福冈等城市，参观过一些企业、媒体，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了解日本了，并描绘出一个你们完全不认识的日本，你能同意吗？”在笔者对中国经济详加解析之后，这位记者最后承认，他所了解的中国确实不是全面。

    ……

   一个人如果仅仅通过中国的媒体来了解中国，得到的印象肯定与真实的中国想去甚远。……被视为中国最权威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被视为美国最权威的报纸之一是《纽约时报》。但如果某位读者同时阅读两张报纸任何一个时间段的报道，肯定会得出一个与事实想去甚远的结论：美国社会弊端丛生，治安状况不佳，公民经常抱怨政府，总统更是不得人心，备受指责：而中国人责有如生活在人间天堂：政府勤政爱民，官员廉洁奉公，时刻倾听下情；失业率低下，失业者也常得到政府关心爱护；人民对政府感谢不已，对国家领导人更是由衷热爱，经常主动学习他们的讲话与指示；虽然偶尔有点腐败，但总是在中共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得到纠正……

    何清涟：《雾锁中国》节选

    大剧院的诞生过程似乎一直是个谜，因为几十亿的造价和备受争议的设计，直到最后竣工才向媒体开禁。网上有当年49位院士和100多位建筑师联名上书中央反对的文章，但这之后大剧院的设计做了哪些修改，以及它何以通过并最终建成，就都成了悬疑。2000年的时候我在报社，有一天主任斗胆将有关大剧院的一则深度报道做成了头条，名为《国家大剧院建在水中》，本是彻头彻尾一篇客观偏正面报道，结果还是被宣传部一顿臭批，总编悻悻而返。这之后，我对大剧院的感觉比较复杂，一方面觉得它是个黑箱操作的产物，不知养肥了多少贪官；一方面又强烈期待身临其境，一窥全貌。

    27号终于有机会在大剧院观看香港民乐团的演出，大剧院的雍容高贵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以为，在北京的各类演出场所中，大剧院的恢宏气魄和音响效果是首屈一指、无可媲美的，足以给各地观众留下终生不灭的印象。大剧院最令人赞叹的，是“蛋壳”部位的设计，也就是步过水下长廊之后，经两侧电梯而上的穹顶位置，在这里，歌剧院位于正中，音乐厅居左，戏剧场居右，圆形穹顶由巴西红木和玻璃拼合而成，在灯光掩映下光彩夺目，气宇轩昂，让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戏剧场门口不远处还有一个敞开式的咖啡区，在柔和的灯光下，有人读书，有人倾谈，有人静静地呷着饮料，非常优雅。

水下走廊

    为了让观众在大剧院中得到全面的身心享受，允许提前90分钟进入大剧院，提前45分钟进入剧场，地下通道两侧有展览，来得早的观众可以仔细品味，更多的观众是在歌剧院外的环形走廊上徜徉拍照，体会大剧院的开阔、富丽、精美和典雅。

    我们是提前一个小时到的，依然觉得参观得不够彻底，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细细端详。香港民乐团的演出在音乐厅举行，这个音乐厅是四方环形的，东西南北四面皆有两层看台，即使在最高处，中间的舞台也能看得清楚。我手中的票120元一张，属于次低档，位置在二楼3排，正好背对着乐队的演奏人员，而正对着指挥，这是以前听音乐会时从来不曾感受过的位置，也是第一次得以面对面观赏指挥的表演。我发现，在音乐会的演奏中，指挥是最富于可看性的一个人物，他手势变化多端，神态参差多变，驾驭自如流畅，简直就是一个演员，无愧于灵魂人物的位置。

音乐厅

    香港民乐团在民乐演奏方面颇有建树，他们独创和制作了不少新颖的民乐器，演奏的曲目也是大师的新作，整体效果繁复宏丽，将民族乐曲演绎出了交响乐的壮阔和细腻。演奏之前，乐团向每位观众免费发放曲目介绍和香港图集，并请观众在一个问卷上选择加演曲目，同时赠与拨浪鼓一个。这个拨浪鼓在加奏的《射雕英雄传》中派上了用场，指挥在现场教会观众配合演奏一齐击鼓，并适时大喊“嚯”、“嗨”，结果全场气氛进入高潮。演出从晚上7点30分，一直进行到是10点多，最后加奏了《彩云追月》、《送你一朵玫瑰花》、《赛马》和《射雕》4部通俗曲目。

    先前，在人民大会堂欣赏顶尖的交响乐，将近终结的时候仍有不忍卒听之感，这种感受不与人说，只因自觉在艺术方面既乏慧根又无品味。这次演出之后，似乎另有所悟，我的不忍卒听自然与个人修炼有关，但显然，与听的地方不对更有着直接的关系。好的音乐厅之于糟糕的音乐厅，正如在电影院看片之与在家中播放DVD，那种震撼与沉醉是后者无法取代的。

歌剧院

   

    据说大剧院耗资40多亿，全年维护费用7000万，初始听到连连乍舌，但得知央视那伫立在东三环、貌似“两个伤员互相搀扶”（董路语）的大楼（又名“裤衩大楼”），竟也投资50亿，就完全可以接受和理解了。到北京8年了，大剧院给予我的艺术圣殿之感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地方对于一个人而言，每一次都是身心的陶冶和精神的提升，它是一个国家艺术情操的象征和精神高度的体现。回想起来，以前那些欣赏艺术的地方：人艺小剧场、天桥剧场、保利剧院、中山音乐堂是多么的简陋！

    回家以后在大剧院官方网站上查看所有订票信息，发现3月底公演的话剧《琥珀》所有价位的票都已售罄。话剧票和舞剧票最抢手，价位也比较高，歌剧和音乐会票相对低廉，通常最低30-50元。我发现2月19日上海歌剧院的《奥赛罗》还有60多张剩票，于是一气订购4张。再过20天，又可以再次步入大剧院谛听高亢的歌剧之声了。

命运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死于战场，死于旅途，还是死于汹涌波涛之中？
邻近的幽谷，
是否会收纳我那冰冻的尸灰？

   

         回忆往事的叙述，总是让人迷恋。前面部分的《普宁》舒缓平白、低沉感伤，直到结尾，我才明白朋友为何力荐这位作者——纳博科夫。结尾忽然插入的是旁观者的第一人称叙述，原来他正是普宁前往温代尔学院的引荐者和庇护人，他以一个与普宁结识多年的故旧身份，借助几次相逢中闪回的片段，平静地概括了普宁的一生，补充了人们关于普宁身份的诸多疑问。这段叙述通过视角变换，跳出普宁本人，从“客观”的角度陈述了一个别人眼中的普宁，这与前边读者通过第三人称感同身受到的普宁形成强烈反差，互为补充。一个自傲、孤僻、满腹经纶、唐突怪异的知识分子，他在现实世界中被排挤、被嘲笑、微不足道的悲剧性的一面被呈现出来。每一个人，对他自己而言，都是最神圣的存在，他常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凡响，自己那记忆中挥之不去的苦痛，他的每一次跨越和每一次被他人认可的发现，他的流亡、安顿、欣悦和追忆，独一无二。然而，对于这整个的世界和一个无关紧要的相识而言，这个人的有无其实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他只是一个匆促而过的身影，一个命运可能随时被权势改变的笑料，一个不可救药不识时务的可怜人。结尾是这部小说最奇绝之处，它使得整部小说的结构陡然丰富，人物性格更趋复杂。它饱含沧桑，看似平淡无奇却叫人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正是它的存在，成就了这部小说的卓越。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普宁》，梅绍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