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心术》的前几集，据说，这是最近热播的一部剧，如今，热播的大致意思是，这出剧还能凑合看，不至于一点儿看不下去。我对这部剧的感觉也是这样，情节的设计中很容易挑拣出瑕疵，但有些对话比较生活化，而海清和吴秀波的表演是支持观众看下去的主要理由。但这出剧明显地倾向于将医生统统塑造成美剧《实习生格雷》中的高尚人物，这与普通人的现实经验不免多少有些不符，剧中普遍将患者描述成难缠的不讲理的暴民，以此凸显医生在现行体制下的艰难处境，这样做显然将现实简单化了。尤其是当第3集和第4集表现医院如何赔着本儿尽心尽力地给一位身患骨癌、来日无多、无钱就医的流浪汉去除扎在脑袋中的铁丝时，偶终于难以忍受如鲠在喉的感觉上床睡觉去了。

     活到了这个岁数，有时候突然发现身边的同龄人都在迅速“成名成家”，同学成为“80后”年轻人的“导师”，朋友成为“评论家”，甚至学生刚毕业两三年已经成为“知名专栏作家”，几个人一碰头，个个都有个响亮的头衔，让谁都不能把谁小瞧。“景仰”、“崇敬”正在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更多演化为各自称兄道弟时没心没肺的恭维。对高尚和神圣感的向往迅速落伍中。有时候登上微博，看到草根专家们呼风唤雨、群情激奋，忽然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有公共关怀的爱看书的人为民代言的使命已经终结，众声喧哗中我的那句吆喝不仅缺乏新意，而且添加噪音，连自己都食之无味、弃如敝履。这时候，我对社会的主要贡献表现为，在大家不需要你画蛇添足时知趣地闭上嘴。

   当两个家庭需要在事后接触时，公安机关以冷淡和谎话搪塞，不仅没有起到促进沟通的作用而且激发了猜忌。

    药庆卫在外界关于他家庭的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缺乏应对媒体的知识，不仅不对外界澄清传言，而且以其沉默寡言的执拗性格导致了双方律师的猜测。

    律师保护委托人利益的考虑、药家沟通能力的欠缺导致道歉和解的时机一再错失。

    张显直接操纵了张妙父亲和丈夫的情绪，他作为一个法盲的无知无畏，不断激化而不是和解的偏执行为使两位律师前期的努力付之东流，将事件推向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媒体的捕风捉影使一件平常的刑事诉讼变成了声讨“有背景”假想敌的粗暴而不负责任的舆论狂欢。……关于药家鑫案件的前后过程，推荐蔡崇达的3万字长篇报道《审判》。

    我一直觉得，严歌苓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作家。视野宽广，想象丰富，风格多样，她的作品奇幻而浪漫，犀利而灵巧，深刻而轻盈，读完之后回味悠远，美不胜收。
 
    最近读的一本叫《霜降》，霜降是个出身低微的而面容俊俏的女子，她经男友介绍到老将军府上做女佣，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军人家庭。将军及其儿子们在见到霜降的一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妄想，将军将其视为延续残喘生命的占有对象、被将军囚禁的儿子四星将她看做生命中最后一缕人性之光、九儿子大江暗恋霜降同时又时刻以她反衬自己的高贵……每个人都不肯放弃霜降的天然、明快和健康——他们生活中的稀缺物。

    这个家庭中的每个儿女，都一面诅咒着特权，一面享用着特权。特权使他们的生活混沌无聊，也使他们在高人一等的境遇中获得安慰。他们口头上蔑视特权、践踏特权，而内心深处对特权的力量又心知肚明。他们是特权的寄生物，一旦失去它，所有的傲慢和放纵就一钱不值。等级关系的优越感纵容着每个成员内心的恶与畸形。同时，他们除了父亲的地位之外一无所有。

    将军作为特权的来源和化身，在这个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背后，儿女们唾弃将军如同唾弃一具腐尸，而一旦他现身，谁也不敢忤逆那凶狠的震慑。纵情赌场酒桌的年轻一代，根本不是将军杀伐决断的对手。将军的形象代表了一批从死人堆里幸存的革命英雄们不顾一切的贪婪，以及将一切贪婪化为正当的力量。出生入死就意味着无所顾忌地活、不容质疑的抢和名正言顺的占有。
 
    在美好与丑恶的交驳之中，丑恶往往是不可救药的，丑恶的力量会产生巨大的侵蚀作用，它不仅毁灭了畸形的灵魂，而且会摧折纯洁的天地。霜降无法幸免于肉体的玷污和人格上的歧视，周围的一切时刻提醒她地位的卑下和无法摆脱的宿命，她爽利快乐的天性逐渐被复杂的世故人情所压抑。而大江的落魄，更让她看到了美丽幻觉背后的软弱。

    霜降爱着的大江，是个英俊洒脱、举止优雅、看似完美无缺的青年。然而，他口头上与家庭决裂，内心深处却怀有恐惧。他选择家世更好的兆兆作为未婚妻，以另一个高枝代替自家的高枝，实现他对外夸耀的独立奋斗者的形象。他成为军事家的豪言壮语更像是掩饰内心不安的自慰剂。在家道中落之后，当腿部受伤的大江意识到自己无望继续门当户对的婚姻时，便希望“降格”以求，娶“乡下人”霜降为妻，让别人看看他的标新立异和与众不同，从而挽回一些骄傲。他对霜降的爱情一次次被等级、利益和自尊的需求所污染。家族破落后，他自身的无力和虚弱显现出来，彻底沦落为一个他人眼中的可怜虫。在大江身上，霜降看到了自己的下降。残缺和不洁即使在平等之后也是无法匹配的。爱情的幻灭彻底扫荡了霜降的天真，无邪的堤坝一道道垮塌下去，直到汇入芸芸众生之中。

    大中电器的老板以政府补偿给他文革中受迫害的母亲的1千元起家。他的母亲王佩英在文革中刷“反动标语”1900条被判处死刑。富家女出身的王佩英抛舍家财投身革命终至人财两亡，而她儿子从千元到几十亿资产，逐渐明白私人财产的重要。此文感人至深，令人嗟叹不已：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a40fce248eab6c9a

中国的公诉领域，无论是公权力机关，如公安、检察官、法官，还是律师，在面向媒体披露诉讼进程方面，都缺乏有效的约束。一方面，一些大案要案，公安机关可以披露嫌疑人的犯罪事实，结果法院审判时根本没有那些犯罪事实。另一方面，有些律师一介入诉讼就试图利用媒体的力量，甚至“裹挟民意”。律师说，面对强大的公权力机关随时可能暗箱操作，你不得不这样做。公安机关认为，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当事人家属和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破坏力很大。无论是公权力机关还是律师，都存在通过向媒体披露案件进程信息，引导媒体报道，从而利用舆论操纵审判的现象。

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最近将药案的被告代理人张显告上法庭，理由是，2010年底至今，张显开设微博、博客捏造事实，对他恶意攻击及诽谤，引起公众对自己的误解。这些诽谤性文字流传甚广，使他的社会评价急剧降低，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张显博客中对药庆卫的描述有些建立在未经核实的基础上，他一直猜测药家是军二代、官二代和富二代：

“药家若无实力，能案发后一个半月后才见报，见报后才正式拘捕；五个月后才首次开庭？这个军代表的家庭到底是什么背景？药家鑫的外公原来到底是干什么的？”“药父身居我军军械采购要职，利益纠葛颇多，望中央军委彻查此人经济问题，肃清军械采购环节的蛀虫。”“据媒体披露，在房价高企的西安，要加在市区居然有4处房子。”

张显对南周记者承认，他发的有关药家的背景信息，“有的是从微博后面评论里转帖来的，”“没有时间核实。”还有些来自推测，如关于药家房子200多平米的说法。药庆卫说，2003年转业后自谋职业，家庭年收入两三万左右，今年才有了五六万。

张显说：“司法这么腐败，我不信任法院，根据法院的表现，我有理由怀疑法院偏袒药家。”“我痛恨用钱来和解。这是王八蛋法律！因为家庭经济情况的不一样，穷人拿不出钱来，就该死啊？有一些人就能豁免死刑，这是最大的不平等。”

事发后，药家与受害人张妙家几次接触，希望保住孩子的命，但在张显的理念支配下，双方始终未能达到和解。药庆卫的律师认为，张显是在走钢丝，“他挑动的是穷人对富人的仇恨，老百姓对公权力机关的不信任。”律师张青松评论，像张显这样想法设法把人“辩死”的人并不多。法律人了解死刑的残酷性。如果受害者一定要对方死，我们不会代理这样的案件。

那么，律师在庭外的言论应该遵从什么规范呢？

2004年全国律协发布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要求“在诉讼或仲裁案件终审前，承办律师不得通过传媒或在公开场合发布任何可能被合理地认为损害司法公正的言论。”2010年初，司法部修订《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禁止律师“利用媒体或者其他方式，煽动、教唆当事人以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手段干扰诉讼、仲裁及行政执法活动正常进行。”这被看做是压缩律师言论权利的进一步动作。

美国律师协会确立的标准是凡是“对司法程序有产生重大偏见的高度可能”的言论，律师和检察官皆不能发布。像当事人、被告人、证人的品行、声望的信息；有哪些证据会出示；被告人是否做有罪陈述，都被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律师和检察官都不能发布。律师和检察官可以公开发表的言论，仅限于非常基本的诉讼事实。

根据美国的规定，“今天中级法院驳回了我方当事人的上诉。”这句纯粹描述事实和结果的陈述可以被准许。如果说，“这是我这么多年来律师生涯中所见的最不公的裁决。一件检察官无能、警察撒谎，判决显然不公的案子，我们的司法制度竟然不准许继续审理，令人失望。”这样的陈述就不会被容许，因为加入了代理人大量的意见。

在我国，律师、公民代理人、检察官这种带有明显主观评价的意见普遍存在。有些律师将博客、微博作为私人通讯社，不需要看媒体报道，看我的博客就行了。

尽管我国的司法环境是一些人借助媒体制造舆论影响审判的理由，但一些法律人认为环境不能成为诉讼参与人口无遮拦的借口。律师和代理人，最关键的是讲真话，考虑委托人的利益。这是律师的伦理底线。

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卫东教授认为，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示范规则》中的真实性、安全港、回应权三大原则在中国同样适用。比如可以规定，不符合事实真相、编造的、捏造的，不得对外发布；虽然是事实，但需要保密的，对犯罪嫌疑人正在通缉、抓捕的信息；证人的姓名、住址等，不能公布。“安全港”原则是指，规定哪些是可以发布的信息。对控方发布的不利于被告的信息，代理人及律师有权回应。

有多个律师表示，单方面给律师下规定，容易削弱本来就弱小的律师群体。要强调法律人应当对公众说什么，不应当说什么，公诉人、律师、代理人应一视同仁，应该形成一个共同的法律人的执业操守。

参见：黄秀丽、任楚翘：《药家鑫案引发名誉权官司 张显，你说了什么》，载于《南方周末》2011-8-18-A7

http://iricn.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23:201107723&catid=30:2011-03-31-18-06-11&Itemid=77

    今天在翻译英国政府发布的Twitter使用指南时，遇到一个词Referral traffic，在网上查了半天，终于搞清楚了，将其定义写在这里。

    不论你在运营一个博客或是商业网站，你也许都听说过一个词referral traffic,它是某种可以使你的访客和销售猛增的东西。referral traffic不易获得，但如果你得到，则可以大大增加你内容的阅读率，也可以协助你实现销售目标。

    Referral traffic 用来描述那些其他网站指向你网页的链接所带来的访客数。换句话说，referral traffic来自其他网站对你网站的链接，而不是访客的直接访问，或是经由搜索引擎的访问。因而，我将它翻译为“推荐流量”。例如，其他网站可能会在网页上贴上一个推荐你网站的链接。当然，你也可以自行增进你的推荐流量，方法是，在其他人的博客上、或是在你加入的论坛里，留下你的网站链接。按点击支付的广告（pay-per-click ads）也算作推荐流量。

    推荐流量可以提高你的页面评级（page rank），从而使其在Google的搜索结果中处于更加显著的位置。如果你的页面评级很高，就可能出现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而不是第四、第五页。推荐流量之重要还体现在，它提供了除搜索引擎点击之外的稳定流量来源，它驱动目标访客前来，从而增进你网站的销量，因为这些访客更可能订阅和购买你的产品。

失踪女孩Milly的父母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Rupert Murdoch's News Corp）及其经理人正处在舆论谴责的风暴中心，该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星期日报）竟花钱雇佣调查员（investigator）截取13岁失踪女孩Milly Dowler手机上的语音邮件信息（voice mail messages），该女孩2002年被谋杀，罪犯已绳之以法。

  据《卫报》披露，在Milly刚刚被诱拐（abduction）的几日里，当警察正在四下搜寻时，世界新闻报的调查员却侵入女孩的手机。因急于从更多的语音信息中搜集有新闻价值的东西，该调查员有一次在Milly邮箱已满的情况下，删除了她收到的所有信息。这使Milly的父母确信女儿还在清除自己的邮箱，仍然在世，于是接受了《世界新闻报》的采访。

  当时该报的总编辑Rebekah Brooks现已是默多克News International的总经理，掌管小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以及更负胜名的《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一些人正吁求其辞职，但她在发给全体员工的邮件中称，说她知道此事的真相，那是不可思议的事。

  Brook在任时，该报可圈可点的报道是发起了“反恋童癖运动”（anti-pedophile campaign）,因而指责她领导的报纸介入警方对于诱拐少女的调查，对她来说是沉重一击。

  卫报的报道招致了新闻界及政界对此事的普遍谴责，英国下院周三启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紧急讨论。福特汽车公司的英国分公司宣布撤出投放到《世界新闻报》的所有广告。

  英国首相卡梅隆（Cameron）言辞激烈地置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是一种可怕的行为和可怕的境况。”在这个引人注目的发言中，首相还特别强调了伦敦警察厅的独立性：“他们应该懂得，他们应无所畏惧的调查，没有任何偏私，不惧怕任何引领他们的证据。他们应斗志昂扬地追寻真相，揭出到底发生了。”

  此前，舆论曾谴责警方因与《世界新闻报》和默多克报系的温馨关系而缩短了对此事的前期调查。

  一向以来，英国的主要媒体以善于挥舞政治大棒著称，其中以默多克的媒体为最。无论是保守派的卡梅隆，还是工党首相布莱尔，都借助默多克的支持入主唐宁街。

  2009年，新闻集团花100万英镑平息了一桩类似的侵入事件（hacking incident），严厉批评了几个害群之马，并指责对手《卫报》在曝光时玩肮脏伎俩。

  许多名人和政客都深受《世界新闻报》雇佣的骇客之苦，其中包括明星Sienna Mille，威廉和哈里王子，足球明星，内阁成员和部分议员。

   该报社的一位私人调查员和另一个编辑已被监禁，Brooks的一个前副手因与此事有关而辞去了卡梅伦传播总监的职位。今年4月，在多位记者被逮捕之后，《世界新闻报》就侵入手机语音信箱一事向多位名人和政客道歉，并设立了赔偿基金。

   卷进侵入事件的私人调查员Glenn Mulcaire在狱中发表声明，为其行为道歉，并指责来自报社的“无情压力”（relentless pressure）。《卫报》称，警方已经确认，另外两名被谋杀的女孩的父母的手机，也被《世界新闻报》雇佣的调查员入侵了。

  《卫报》总编Alan Rusbridger评价，英国小报一向以其无孔不入和厚颜无耻的能耐著称。他认为，报纸发行量的下滑导致了媒体对名人独家新闻的过分热衷。

  他在接受NPR的采访时说：“过去10年，出现了一些丑陋的现象。他们受到了这样一种观念的驱动，即公众人物无权拥有任何隐私。”

Marc Pachter 

   美国国家人物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总监MarcPachter创造了一档叫做“Living Self-Portraits”的访谈节目，该节目着重采访年逾花甲的美国当代杰出文化人士，为其留下鲜活的人生画像。访谈时，有300观众坐在被访者身边聆听，而MarcPachter则自称幻化成“一支描绘被访者画像的画笔。”

   Marc选择老年受访者是出于以下考虑：首先，青年文化总是占据媒体主流，而长者也需要一个舞台娓娓诉说他们的人生。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Pachter越来越意识到，老年人洞悉世事走向，这是其独有智慧之一。在访谈中，Pachter 既不想做个盘查和质问者，也不想让自己显得比被访者更引人注目，他追求一种“共鸣”的效果(to be empathetic)，也就是说，去感受他们想要说的是什么,然后代替他们揭示自我（to feel what they wanted to say, to be an agent of their self-revelation）。

   MarcPachter采访的多是一些精力充沛的人，他发现，造就一个非凡的受访者的不是他们的才智，而是他们的能量（energy）。It’s energy that creates extraordinary interviews and extra ordinary lives.能量不以年龄衡量。事实上，他的第一个采访对象George Abbott已是97岁高龄，然而他充满了生命力，使访谈不同寻常。此人曾被认为是最难搞掂的受访者，他以沉默著称，什么都不说，至多会蹦出一两个词来。然而，在访谈中，他谈笑风生。他在102岁时再婚这一事实，也说明他的确生机勃勃。访谈结束后，MarcPathter接到了一位女士的电话，她说：“你让George Abbott说话了？Marc说：“是啊，这不明摆着吗。”这位女士说：“我是他的前女友。我都无法让他开口。”Marc认为，诀窍在于，要让受访者感觉到他们有故事值得分享。

   Marc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们说出他们想说的话，让这些名人从公众形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采访Steve Martin时，Marc以这个问题开场：“Steve先生，人们都说，所有的喜剧演员都有不幸的童年，你的童年是否也是这样？”Steve看着他说：“怎么一上来就问这个问题呢？”他反问道：“你的童年是什么样子？”Marc如实回答：“我父亲很慈爱，也很支持我。所以我这么无趣。”这时，Steve Martin看着Marc，开始讲他的伤心往事。事实上，他的确有个不幸的童年。

   “人们一辈子都在等待他们想被问的问题。”Marc曾采访美国著名的传记文学家Dumas Malone，此人为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写了5卷本的传记，几乎一辈子都跟杰斐逊打交道。采访时Marc问：你觉得自己幸运吗？他说：“当然了，事实上，我比谁都要了解他，因为我看过他所有的信件。”Marc接着问：“杰斐逊是否让你失望过？（Did Jefferson ever disappoint you?）”他回答：“嗯，恐怕是的。你知道吗，我看过他所有的东西，有时候，杰斐逊先生会稍微隐瞒一下事件的真相。”这等于是在说，杰斐逊不如他原以为的那么诚实。他接着说：“但我理解，我们南方人喜欢表面上看上去光鲜一些。你看，约翰·亚当斯（与杰斐逊素来意见不和的政治对手）就过于诚实了。”

   “很多时候，当我提出某个问题时，人们会因为我的大胆或残酷而倒抽一口气，但我觉得那绝对是应该问的问题。”Agnes de Mille是历史上最杰出的舞蹈编导之一，她创作了“俄克拉荷马”，从此改变了整个美国的舞台剧，是个令人惊叹的女人。Marc邀请她前来受访，她则请Marc直接去她家里，先谈15分钟，再决定。在黑暗杂乱的纽约公寓里，Marc见到她，彼时，她因中风而多数时间卧病在床，乐此不疲地修改手边那份遗嘱。她说：“你看这份遗嘱，她是死亡的象征。”她对生死同样热爱。在现场，她坐在轮椅上，忍受着巨大的肉体折磨，等待接受采访。Marc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你曾因为自己不漂亮而感到困扰吗？”这是一个很多观众觉得过于冒犯的问题，但又是她一直期待回答的问题，她开始讲述她的童年：那时，她一头红发，脚步轻盈，曾经美丽。然后青春期来了，发生在她身上了脸上的事，使她对长相再无指望。家人从此把她当成丑小鸭，她漂亮的姐妹们都去上芭蕾课，而她只能跟她们一同前往。就在那段时间，她做了一个决定，第一，尽管她不上舞蹈课了，但跳舞仍是她的生命。第二，尽管她以前是跳舞的，但如果能成为一名编舞就更好。因为那样的话，她长什么样都无所谓。童年的梦想终于成真的时候，她激动不已。

    “在许多默然的时刻，关键一点就在于empathy。”Marc说。

    相关视频见http://edu.sina.com.cn/video/open/tedart.html 

致校领导、老师与师大青年们的公开信

    已经过去的抢盐事件在很多人看来匪夷所思、荒诞不经。而对谣言背后的机理，诗人于坚的分析却颇为独到，摘录在这里：

    精英们借抢盐事件再次对中国民众进行了鲁迅式的指责，“丑陋的中国人”再次使许多精英获得了“比你较为神圣”的优越感。但是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那么一个缺乏常识的谣言能够迅速扰乱人心，仅仅因为民众愚昧么？当时，我有位朋友拒绝去商店抢盐，他的理由是，盐巴就是天，如果盐巴都出了问题，那么就不是抢几包盐的问题了，那就是天要塌了。他相信天不会塌，杞人忧天，一笑了之。但是，这些年一再发生的许多事情，使“杞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些事情都是与“天”有关的事。比如，毒奶粉、瘦肉精、医疗黑幕；比如拆迁，出门一趟，回来你的房子就被扒了……这些事情，都是关天之事，民以食为天嘛！如果这个天得不到社会的绝不容丝毫含糊的保障，社会如果听任那些肇事者本应就地正法的事情长期存在、屡禁不绝，那么，就怪不得民众成为“杞人”。如果人对天发生疑虑，日常生活像抽签一样，没吃到瘦肉精算你走运，那么“盐巴吃不得”的谣言一起，民众想到的就是叫天天不应，只有自己对自己负责。那些抢盐的人其实不是愚昧，他们只信任自己的经验。

今天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职业撒谎者。

当然，并不只有小说家才撒谎。政治家也做这个，我们都知道。外交官和军人有时也说他们自己的那种谎，二手车销售员、肉贩和建筑商也是。但小说家的谎言与其他人的不同，因为没有人会批评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甚至，他说的谎言越好、越大、制造谎言的方式越有独创性，他就越有可能受到公众和评论家的表扬。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回答会是这样：即，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也就是说，通过编造看起来是真实的虚构故事——小说家能够把一种真实带到新的地方，赋予它新的见解。在多数情况下，要以原初的形态领会一个事实并准确描绘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把事实从它的藏身之处诱出，将之转移到虚构之地，用虚构的形式取而代之，以试图抓住它的尾巴。然而，为了完成这点，我们必须首先理清在我们之中真实在哪儿。要编造优秀的谎言，这是一种重要的资质。不过，今天我不打算撒谎。我会努力尽可能地诚实。

一年里有几天我不说谎，今天碰巧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很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儿领取耶路撒冷奖。有些人甚至警告我，如果我来，他们就会策划抵制我的书。此中的原因，当然是肆虐于加沙地区的激烈战争。联合国报道，有超过一千多人在被封锁的加沙城内失去了生命，其中不少是手无寸铁的公民——孩子和老人。收到获奖通知后，我多次问自己，是否要在像这样的时候到以色列来，接受一个文学奖是不是合适，这是否会造成一种印象，让人以为我支持冲突的某一方，以为我赞同某国决意释放其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政策。当然，我不愿予人这种印象。我不赞同任何战争，我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我也不想看见我的书遭到抵制。

 
然而最终，经过仔细考虑，我下定决心来到这里。我如此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有太多人建议我不要来。或许，就像许多其他小说家，对于人们要我做的事，我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人们告诉我——尤其当他们警告我——“别去那儿，”“别做那个，”我就倾向于想去那儿，想做那个。你们或许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

小说家是异类。他们不能真正相信任何他们没有亲眼看过、亲手接触过的东西。而那就是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宁愿来这儿，而非呆在远处。我宁愿亲眼来看，而非不去观看。我宁愿向你们演讲，而非什么都不说。这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是来传达政治讯息的。当然，做出是非判断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然而，把这些判断传达给他人的方式，要留给每个作家来决定。我自己宁愿把它们转化为故事——趋向于超现实的故事。

因此今天我不打算站在你们面前，传达直接的政治讯息。但请你们允许我发表一条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写小说时一直记在心里的东西。我从未郑重其事到把它写在纸上，贴到墙上：而宁愿，把它刻在我内心的墙上，它大约如此： “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

对，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其他人会不得不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也许时间或历史会决定。如果有一个小说家，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所写的作品站在墙那边，那么这样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这个隐喻的涵义是什么？有些情况下，它实在太简单明白了。轰炸机、坦克、火箭和白磷炮弹是那坚硬的高墙。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烧焦、被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是该隐喻的涵义之一。

可这不是全部。它有更深刻的涵义。这样来想。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是如此，你们每一个人也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它叫体-制（The System）。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不再受任何人所控，然后它开始杀害我们，及令我们杀害他人---无情地，高效地，系统地。我写小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使个人灵魂的尊严显现，并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响警钟，使一道光线对准体-制，以防止它使我们的灵魂陷于它的网络而贬低灵魂。

我完全相信，小说家的任务是通过写作故事来不断试图理清每个个体灵魂的独特性---生与死的故事，爱的故事，使人哭泣、使人害怕得发抖和捧腹大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日复一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编造着虚构故事的原因。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享年九十。他是位退休教师，兼佛教僧人。读研究院时，他应征入伍，被派去中国打仗。我是战后出生的孩子，经常看见他每日早餐前，在家里的佛坛前长时间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祈祷。他说，他为所有死去的人祈祷，无论敌友。我凝视着他跪在祭坛前的背影，似乎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我的父亲死了，他带走了他的记忆，我永远不可能了解的记忆。但潜藏在他周围的死亡气息却留在了我自身的记忆里。这是少数几样我从他那儿承继下去的东西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之一。今天我只希望向你们传达一件事。

我们都是人类，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宗教的个体，都是脆弱的蛋，面对着一堵叫作“体-制”的坚硬的墙。显然，我们没有获胜的希望。这堵墙太高，太强--- 也太冷。假如我们有任何赢的希望，那一定来自我们对于自身及他人灵魂绝对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来自于我们灵魂聚集一处获得的温暖。花点时间想一想这个吧。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真实的、活着的灵魂。体-制没有这种东西。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来利用我们。我们一定不能让体-制完全失去控制。体-制没有造就我们，我们造就了体-制。那就是所有我要对你们说的话。我很荣幸获得耶路撒冷奖。我很荣幸我的书正被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阅读着。

我也很高兴今天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

   《言论自由的反讽》读书笔记之三

     媒体是履行人民主权的重要渠道，而为了履行这一角色，媒体需要拥有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美国媒体的自主性通过两种主要的手段来保障：

   首先，经济自主性。媒体在经济上私营，不依靠国家拨款。国家官员也不能雇用或解雇记者来操纵媒体。

   其次，司法方面的自主性。一批法律条文诉诸刑事或民事诉讼程序，来限制国家对其批评者尤其是新闻媒体进行压制的能力。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最高法院对第一修正案做出了如下解释：新闻媒体不可因诽谤了“作为抽象实体”的国家而受到刑事起诉。公共官员不能因为关于他们职务行为的虚假陈述而获得赔偿，除非他们能证明这些陈述在发表或广播时故意的或者完全不顾其虚假性。

   新闻媒体在司法方面的自主性巩固了其经济自主性。两者一起限制着国家，并一直获得我们的主导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滋养。P52

   但是，媒体是否能够完全承担向公众提供其自治所需的全面信息的责任呢？有一种力量限制着媒体对公共问题报道的全面完整，抑制着媒体实现公众知情的职能，那就是市场。

   一个私营的新闻媒体是不受政府经济的控制的，这当然是好的一面，但它仍然会受到它所根植的经济结构的抑制。P53不免要追求最小成本和最大收益的媒体，无法完整得满足人民的需求。原因如下：

   ·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媒体可能怠慢具有新闻价值但成本较高的活动。
   ·出于争取广告的动机。媒体所刊播的内容必须要可以提高而不是阻碍广告销售。政治论争就不是销售广告的好途径。
   ·试图吸引特定的目标受众（target audience），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众。这些受众都是根据购买力和对广告的感受性来界定，而不是根据一人一票的民主规范来定义。

   民主自治的前提条件是公众全面知情，这种客观的理想是：把问题提交到人民面前，并将互为冲突的观点呈现给他们。但是，市场可能给了人们所要的（what they want），而不是人们所需的（what they need）。

   批判市场的民粹主义者和至善论者（perfectionists）都不希望取代、破坏和排挤市场，而是争取一系列补充性的、弥合性的策略。

   那么国家是如何通过配给弥补市场缺陷的呢，费斯着重提到了两个方面：

   一是成立公共广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commission）。1960年代中期，国会在卡内基委员会引荐下做出成立这类公司的决议。这类公司致力于在公共广场中引入一种摆脱商业动机的声音。其设想是一个公共广播系统应该涵盖那些可能被商业广播忽视却又对集体自治至关重要的问题。

   另外，则是以管制的方式校正市场倾向的“公平法则”（Fair Doctrine）。该法则由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创建，用于管制涉及公共利益的广播媒体。它要求广播媒体报道具有公共重要性的问题，并以均衡的方式呈现出一个故事的双方立场。公平法案给候选人一个回应敌对政治社论的机会，还给受到人身攻击的人一个类似的回复权。红狮案（Red Lion）是认可公平法则合法性的著名案例：

   红狮广播公司诉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案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红狮广播公司(Red Lion Broadcasting Company)在一个节目里播出了哈吉斯神父对《极权主义者哥德沃特》一书的作者库克（cook）的抨击。事后，库克根据“公平法则”向FCC申诉，要求红狮广播公司免费提供回应哈吉斯的时间（free reply time）。FCC认为，公共利益要求公众必须具有获知另一方观点的机会，即使红狮广播公司必须承担这段播出时间的费用，它也负有这样的义务。
   红狮广播公司不服，认为FCC的立场违背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向联邦法院上诉。
   1969年最高法院维护了“公平法则”，裁定FCC的立场符合宪法。其理由是：广播频率是一种稀缺资源，允许政府对执照持有人施加限制，以便让某些观点可以通过这种独特的媒体得以表达，防止执照持有人的私人广播垄断新闻媒体市场。最高法院补充：“观众和听众的权利，而不是广播公司的权利，才是压倒一切的。”

   该案最高法院判决书的起草者怀特认为：媒体获准的自主性不是绝对的，而总是反映多种竞争利益之间的调和，是价值与均衡价值的一种综合。国家在支持公众获得重大公共问题的权利方面，具有一种特殊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使其主张一种价值，即“提升关于重大公共问题的‘不受禁止的、强健的，以及完全开放的’”辩论。P59

   “沙利文案”和“红狮案”是在同一时期的，同一个最高法院处理的，前者制约国家，后者信奉国家。“红狮案”和“沙利文案”可以被视为一对同伴，是促进新闻媒体民主使命的两个互补策略，因此同为自由表达体系的组成部分。P59

   “红狮案”之后的将近二十年，大部分时间由共和党控制白宫，主宰该时期的政治论题是“大政府”的邪恶。1987年，FCC自己为“红狮案”翻了案，宣布公平法则违宪。国会则持有另一个想法，想通过一个法令，使公平法则作为一个立法要求。这一动议被里根总统否决，其理由是这种管制是违宪的。

   FCC和里根总统做出这种决策的原因是：首先是技术变革方面的原因，有线电视的出现，使家庭中收到的电视频道明显增加，这使得市场中言论的公平更有保障。其次，公平法则可能带来了“灰色言论”（gray speech）的东西——即媒体不敢表态，疏于呈现观点，导致公共辩论的萎缩。对此，费斯反驳说，首先，无论技术如何变革，只要他们为媒体主导，就总是存在言论倾斜化的危险。其次，这个观点忽略了管制计划中“报道重大公共问题”的肯定性义务，即使管制产生了某些自我审查，但与不加管制的情况相比，受管制的广播也仍然可能是更为多样的。

   作者分析，“红狮案”的成果在后来的多个案例中逐渐被以自由的名义终结。一些自由派人士将配给性国家等同于管制性国家，而反对国家的任何管制，这使得国家的言论配给功能基本虚置。“宪法第一修正案”正成为一种更加自由放任的理论。一种趋势是拒绝承认国家在推进言论自由中可以发挥作用。这导致对广泛多样的旨在促成平等公开的自由讨论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的冷漠甚至侵犯。费斯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和危险的趋势，需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个人和新闻机构的言论自由只是手段，其目的是保障民主的价值。在一个过于自由放任的、缺乏国家配给的言论市场上，民主难免会遭受民主本身的“多数的暴虐”的侵害。重新考虑国家在公平辩论中的作用已是刻不容缓。

    《言论自由的反讽》读书笔记之二

    国家通过资源配给实现“均衡价值”（多种声音的共存与公开争辩）并不新鲜，诸如公共图书馆和公共教育就是最常见的形式。这体现了国家作为“配给者”（allocator）的角色，在这种角色之下，国家颁发许可证、建造和租赁房屋、雇用和解雇员工、为图书馆购书、资助和管理大学以及为艺术提供资助。这是国家相较于传统的“管制”角色之外的另一个功能，在管制角色之下，国家就是“警察”，其主要职能是签发命令和禁令，用它所掌握的权力来执行这些指令。“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国家制定任何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是将其视为“警察”来防范，而费斯则认为，从促进多样、公开而强健的辩论的立足点出发，“第一修正案”同样应该建立国家作为配给者的标准，允许国家以积极的方式促进观点的平等和均衡。

    积极主义国家（activist state）通过向一些言论形式提供资金而使其得以呈现在公众视野之内，然而，关于向什么样的项目提供资金、以什么样的标准判定其接受资助的正当性，则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简称NEA）赞助摄影家罗伯特·梅普尔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一事。罗伯特1989年死于艾滋，在去世之前，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其举办了由NEA赞助的作品回顾展。在175幅作品中有一些暴露了男性器官或有同性恋性行为展现，这被保守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视为“垃圾”和“污秽”，他认为公共资金用于这样的作品展令人发指，他的抗议引发了国会的两轮立法议案。

    第一轮是1989年秋，国会在NEA上报的年度预算中添加了一项附加条款——赫尔姆斯修正案（the Helms Amendment）,禁止NEA赞助类似的艺术活动。赫尔姆斯在描述这种艺术类型时使用了“猥亵”（obscene）一词。而关于“猥亵”一词的通用的宪法性定义，是在1973年的米勒诉加利福尼亚州案（Miller v.California）中形成的，它要求起诉方证明被禁作品整体上唤起强烈的淫欲、以公然冒犯的形式描写性行为，而且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和科学价值。罗伯特的摄影展在该标准检测下最终免于受到猥亵起诉。

    第二轮是1990年，国会给NEA颁布了一条沿用至今的法案。该法案试图将挑选资助获得者的责任更多集中在主席身上。同时，赫尔姆斯修正案一样禁止NEA向猥亵作品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关于资助标准的判定有了新的变化，认为，决定一个作品或项目是否符合猥亵定义的判断应该留给法院决定。该法令还要求，在NEA对候选项目进行遴选的时候，要将“正派”（decency）与艺术品质和卓越性一道作为选拔的依据。但是“正派”标准很可能导致NEA资助和强化正统观念而使弱势的观念在资源匮乏状态下被拘禁于视野之外。

    费斯认为，第一修正案应该促进两种价值：对自我表达的个人利益的保护和对强健公共辩论的推进。国家资助，作为一种资源配给，虽然不免厚此薄彼，但能够支持一些可能沉寂的艺术形式面向公众。“正派”标准显然不利于非主流的项目获得资助，带有歧视性。可能被人当作清除非正统观念的工具。而该法令提出的另一个标准——艺术品质则是更为复杂的理论问题。

    费斯指出，对受资助的个案必须逐一评判，无论应用哪个标准，NEA都必须以公共辩论的丰富性和充分性为出发点，避免排斥公众为其自治而需要的信息，导致公共辩论的衰败。为了保证公共辩论的强健，“某些非正统观念将不可避免地被优待”。P43“也许那些公众最难接触到的观念有着最大的要求权。”p44

    在授予公共资金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那些阐明国家的当下关切问题的项目。并且注意防范鼓励那些可能使其他言论沉寂的言论。NEA的管理者可能会加分给增进公众对同性恋的理解的艺术，而不会给纳粹艺术。